最近几年关中一地民生凋敝，确实是不容易啊。站立在长安钟楼之上，程刚眺望着城内街道上络绎不绝的人流，不由地感慨了这么一声。

“哦，程先生何出此言？依我看，最近几年这长安城是越来越繁荣了呀？”

从程刚出门起就始终守在他身旁的军官，好奇地问了一声，他叫苏庭瑞，是杨虎承的贴身副官，此行陪同自然是给程刚当导游来了，此举也足以说明杨将军对土共这批人的重视，或者说忌惮。

程刚对于围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军官和士兵倒并不怎么在意，从出门起就旁若无人地自顾自游览了起来，时不时还会拿出自己常用的相机拍几张照片。

或许是因为这位土共高官看起来年轻得有些过分，而且言行之中也不见什么架子，看到身边的将士对照相机投来的好奇目光之后，甚至还相当大方地给所有人都照了一张，然后承诺尽快给大家洗出来，顿时就把他们的好感直接拉满了。

因此苏副官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并没有太过拘谨，就好像在与普通朋友聊天一般。

程刚沉吟了一声，叹了口气说道：“问题就在于此，正是农村的灾荒凋蔽，反而带来了畸形的城市化。

长安是整个陕省乃至大西北唯一的中心城市，老百姓的家里遭了灾，不往这边跑往哪跑，所以这里的人口才会连年增多，商业日渐繁荣。

其实现在国内其他的大城市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实在没得出路，谁又愿意背井离乡呢？”

说完之后，程刚又忍不住摇了摇头，其实这背后潜在的现实比他刚才所说的还要残酷，现在这个世道，有能力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闯荡的，要么家底厚，要么运气好，剩下的不是在等死，就是已经死了。

所以真要细说起来，一切问题都可以归于阶级矛盾，对此程刚也清楚交浅言深的道理，接下来只是对买办问题稍稍提了两句，就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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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那几名士兵听得很是认真，毕竟他们参加的可不是红军，坊间总说‘好贴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指的就是这种军阀部队，因此这些士兵的出身一般都好不到哪里去，程刚的分析反而稍稍地引发了他们的共鸣。

能够当上杨虎承的贴身副官，苏庭瑞也是个机灵的人物，察觉出程刚所言有些敏感之后，就很聪明地沉默了下来，或许在出发之前杨将军已经有过交代，使得他轻易不敢犯雷池一步。

既然如此，程刚也不会没事找事，诉苦运动是个转化思想的好法子，但依旧有其局限性所在，根据程刚的经验，往往是革命早期和后期比较好用，中期却不太容易推广看来。

最早在槿甘山闹革命的时候，就是李润石亲自管着那几百上千人，而且在经过起义后的一连串挫折后，大家的思想也变得更加纯粹，很多工作都要好开展一些。

最关键的是，当时的红军面对的还只是一些不入流的军阀部队，这些军队里头环境差、待遇低，底层士兵往往苦不堪言，所以只要红军投入了足够的政治力量，总是能动员出不少战士来。

不过随着红军队伍愈发扩大，本身的政治水平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因为先前的人才队伍不可避免地被稀释了，而新的人才一时半会又没有培养起来。

甚至因为良莠不齐以及路线冲突，早先的一些政策连执行下去都很难，包括李润石等人的不少精力，也不得不被牵涉到了组织中高层的维持之中。

而与此同时，红军面对的敌人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之前的三脚猫部队成了围剿大军中的陪衬，常凯申一系的战斗力拉胯归拉胯，但财力到底是远超旁人的雄厚，哪怕那些军官使劲地喝兵血，也能给底下漏出不少。

更何况国内的这些战争基本就是个比烂的局面，要说训练差，红军的大部分士兵不是农民、工人就是刚刚转化过来的俘虏兵，刚开始那段时间训练水平其实比敌人还要拉胯，唯一的优势就是士气更高一些而已。

所以在这一阶段，许多政治动员的手段当然也管用，但并没有起到真正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还是得靠真刀真枪地干下来，这时期也是红军打得最辛苦的几年。

相对来说，这个位面会稍微好上一些，因为程刚的缘故，红军在装备上没有跟对手差得太多，顶多是某个别时段因为扩军太快，枪支弹药暂时有些跟不上罢了。

而只要坚持下去，熬过了这几年进入后期，红军也将彻底迎来了出头之日，届时人才队伍真正培养起来了，组织架构基本健全，而且土改的威力也是规模越大越厉害，就会如滚雪球一般变得势不可挡。

现在，根据程刚自己的分析，这样的未来应该不远了，只不过是暂时还没有到来，所以目前的蛰伏依旧很有必要。

话说回来，既然程刚没有继续做政治工作的打算，而苏庭瑞等人也似乎有点避嫌的意思，后续的游览就显得有些沉闷了，一直逛到了下午四点，一行人便回到了安排好的驻地。

出于安全考虑，杨虎承给程刚和伍翔宇安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