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话讲到这个份上的时候，其实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在部分觉悟较高的同志看来，这是对旧体系的妥协，而在另外一部分人看来，这又是在强人所难。

所以倒像是里外不是人了一般，对此，程刚在讲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可是他还是选择了这么做。

没错，元、汪等人确实是土匪出身，他们心向革命的同时，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从长远来看当然也能算是一种隐患。

作为‘绿林豪杰’，他们虽然经过了一些党的培养与教育，但绿林习气仍然存留了不少。

而在其中极为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

李委员在时，就只佩服李委员以个人，说什么“李委员是中央才”，“我就听一个李委员的”，顶多再勉强加一个程刚。

而对隆朝青等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却是颇为看不起，在地方工作和人事安排等问题经常发生矛盾。

这就让地方上的同志极为难办，偏偏很多工作没得军队的帮助又很难执行下去，红军主力在的时候还好，这一旦分兵了，问题只会愈发明显。

历史上，三十二团的这两位头头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乃至被以不光彩的方式杀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对于当时的地方干部眼中，只有除掉此二人，才能使得边界的政权不再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而是‘真正的党所领导的政权’。

当然了，很明显这种态度是有失偏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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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也不是现在就立马抛弃他们的借口，如果用人的时候就虚与委蛇，不用的时候就喊打喊杀，这种行径短期内可能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长期来看，谁会愿意和这样一股势力合作呢。

只是，对于此时的大部分同志而言，他们对于未来的发展是极度缺乏经验的，有时候往往只能依靠自身的觉悟和热情来做事，这一点其实无口厚非，罗马也不是一日可以建成的。

年轻冲动，没有经验，又缺乏斗争智慧，就很容易变得偏激，要么左要么右，甚至是时左时右，左完又右，右完再左。

说白了，还是缺乏明确的思想引领，以及足够的经验教训，对于这点，只能依靠时间来解决。

而且，也只有通过漫长的培养过程，获得一支合格的干部队伍，很多事情方才能施手脚，否则哪怕最正确的政策，到了基层执行起来，也会很快变味。

对于程刚来说，他对这段时期的第一印象，就是左与残酷，所以到了他具体执行时，就会下意识地偏向右与温和，说白了，他想充当一个厚道人的角色。

可是厚道人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如果不偏向某一边，就相当于被两派一起排斥，要是没得足够的根基，轻则被架空，重则直接人道消灭，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你夹在中间，使得两边的斗争火力全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作为眼中钉一般的存在，自然有不少人希望你尽快消失。

如果换了别人来的话，很可能只会成为众矢之的，但好歹程刚有个金手指在背后撑着，其他人碍于如此也不敢对他太过分，方才有那么一点执行的余地。

这次与地方武装派的三年之约，就是这位程主任的第一次尝试，具体有没有效果他自己也很难保证。

可能三年还没到，那几位就因为各种原因牺牲了，或是死在自己人手里，或是死在敌人手里。

同时也不排除因为力量天平的失衡，客籍占领上风，反客为主杀得土籍人头滚滚的可能性，这都是讲不定的。

至于三年之后，如果两派之间的内斗还能维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么问题其实反倒好解决了。

到那时核心红军的力量，必然发展到了一定层次，对于此地些许的矛盾，完全可以一力压制，不需要有过多的顾虑，只要不太过分，总是能收尾。

同样的道理，程刚也不怕这些人做大，如果他们心里头仍然以土匪自居，那么必然没有什么前途，以后是抚是剿都不会太难。

而若是确实心向革命，愿意做出改变，哪怕是不充分的改变，在他们彻底落伍之前，也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再说了，就算是落伍了，只要不与红军作对，也可以给政策给出路。

不过，这一切的思路，都建立在程刚对革命未来极度自信，坚信红军一定能够发展起来，党必然会统一全国的基础之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信心，他才能表现得如此大气。

所以同时又要知道，这份信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或者说对于此时的大部分党员而言，都缺乏这种必胜的信念，在偏激的背后，其实还有强烈的恐惧。

正是因为自觉处于弱势地位，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一旦内部出现一个叛徒，就意味着整个局面的彻底崩坏，所以寄希望于赶尽杀绝所有的可疑对象。

在后面几年，斗争形势激烈的时期，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不只存在于上层，有时候上级政策很可能只是导火索，而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