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之前，秦国不过是一个边陲之国，土地贫瘠国势颓微，在强魏的步步相逼下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界。当时的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皆视落后的秦人如同蛮夷，数次会盟中原都不邀请秦国，就连权利被完全架空的周天子也瞧不起卑贱的秦国。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刚刚继位年轻有为的秦孝公愤然的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刻国耻碑，以血涂字，立于宫门，誓以变法强国。孝公不顾保守派强大的阻力，倾力支持商鞅的变法以自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等一系列新政让垂垂老矣的苦秦一跃成为了七国之首，为后世的统一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但商鞅变法毕竟只是针对当时贫瘠的秦国所建的，用律法将喜好私斗、一盘散沙的秦人强行聚拢在“秦”字的战旗之下。刻薄寡恩的酷律虽然能在乱世中最大可能的动员起一个国家的力量，但在统一之后却变得不合时宜了。

商鞅给秦国带来的一系列变法只是让秦人的一生中就做两件事情，那就是打仗、耕作。为了担心诸子百家的学术影响秦人简单的思想，早在始皇帝焚书坑儒前，商鞅就已经一把大火将秦国境内所有除了法家、兵家、纵横家之外的书籍全部烧毁。

愚民以治之是商鞅变法的基石，以杀敌人首级换取军功作为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这样带来最直接恶果就是秦统一六国后，派往各地的官吏大多都是粗俗不堪，只会上阵杀敌，却不会下马治国。再加上刻薄寡恩的秦律与六国旧律大相庭径，致使关东六国之民苦秦久矣，始皇帝驾崩才不到一年就揭竿而起。

再者秦国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也并不适用于大一统的秦国。秦国统一之前地盘并不是很大，皆以咸阳为中心，高度集权倒也合适。统一之后领土急速膨胀，而边关之地远离咸阳，一来一回都要数月时间。按照秦律，地方但凡五十兵士以上的调动皆要请示皇帝，若遇大事当地官员因为没有自决权而无所作为。

当年陈胜吴广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最主要原因就是秦国当地的郡守郡尉无权私自调动驻军。就像当时驻守荥阳、手握中原之兵的李由，也只能眼巴巴的坐视起义军坐大，最终成了不可扑灭之势。

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最大的依赖就是一个睿智的君主，所以说秦人是幸运的，孝公之后的六代君主，非但没有一个是昏庸之主，反而英主辈出。到了二世皇帝胡亥继位，虽然秦国大军仍在，郡县制仍然井然有序，可它的上层已经彻底糜烂了。

再就是今日的秦国已非当年商鞅变法时的秦国，秦人大多民智已开，也有了思想有了主张，若还是像以前那样强压着让秦人接受苛刻的律法，已经不合时宜了。商鞅提倡的极端的法家之术，也开始被这个时代所排斥了。

所以正如公孙弘所说，秦国不光是要整兵戈出征天下，还需要从体制上进行一场变革，去除弊端，创建新制。商鞅变法已经过去了一百六十年了，很多旧的体制已经不再适合秦国如今的局面。秦国已经作法自毙、自尝恶果，几乎到了亡国的边境，若再不思改变，就算重新统一了天下又能如何，也不过是重蹈始皇帝的旧路。

其实从韩信执掌秦国后，秦国上下的体制已经发现了许多微妙的变化，在朝堂之上，不再是唯法家之术而轻百家之说。像孟坚和公孙弘就并非法家信徒，相反到时对黄老无为之说颇为行赏。

朝臣之中，也有许多是儒生出身，在韩信和当初孟坚的坚持下，秦国朝堂选拔官员都是以能力为首选，而轻出身和学派。在高层的默许之下，诸子百家的学说已经出现在秦国朝堂之上，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独尊法家、罢黜任何学说。

其中崛起的最为迅速的当为之前一直被法家倾力打压的儒家学术。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并不是后世那种被诸多修改以传承的儒家学说。它只是诸子百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学说而已，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理关系，其中尤以忠君、重孝、克己为中心。

此时的儒家学说，远远没有到达后世那种妖魔化的病态学说，相反儒家作为百家学说中最为活跃的一派，其思想性远远超出了大多数学派，是有“乱世当法，治世用儒，黄老以修身”之说。

法家所崇尚的霸道，是将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部恐怖的战争机器，老百姓畏惧律法，平时拼命耕作，战时则举国为兵，以敌人的头颅来换取丰厚的奖赏。这种体制在战国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存力，以战养战，靠着掠夺不断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也让秦国成为了虎狼之国，六国在其咄咄逼人的姿态下战栗不安。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一旦天下平定，失去了对手的秦国将会陷入茫然之中，唯有拿着北边的匈奴和南边的蛮夷出气，最后将国力白白损耗在永无止境的征战中。

而儒家所提倡的则是王道，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天下，要求上位者实行仁政，臣子们则提高个人修养以向圣人看齐。儒家有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学说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