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像董岩这样利用业余时间去为其他单位，尤其是为一些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有一个名称，叫作“星期天工程师”。

在这个年代里，有点技术的人才都集中在国营的科研院所和工矿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是不可能拥有这类人才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需要技术，也能够拿出可观的薪水来聘请技术人员。而许多国营单位里的技术人员待遇不高，人浮于事，也有时间、有愿望去乡镇企业干点私活，赚点外快。

利用业余时间赚外快这种事情，在国营单位里并不算什么秘密。冯啸辰刚到冶金局的时候，也见过王伟龙、程小峰他们这样的机关干部通过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献的方法赚钱。这种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哪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会多管闲事。

董岩以往也曾应某些乡镇企业的邀请，去帮过一些小忙，赚过一点小钱。这一回，他给阮福根帮忙，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谁曾想，阮福根给钱如此痛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董岩居然赚到了相当于自己一年多的工资，这可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

俗话说，钱是穷人的胆。因为来钱容易，董岩一家的花销也就水涨船高了。董岩的太太用这些外快买了好几件一直想买的漂亮衣服，在厂子里颇为招摇了一阵。董岩的儿子和女儿也分别拥有了自行车、足球、旅游鞋等孩子们眼中的奢侈品。就连董岩自己，也颇为烧包地买了一块新手表，戴在手上明晃晃的，还时不时摸出一包中华烟来分给同僚们抽，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发了财的朋友送的。

大家都在苦哈哈指着几个工资生活的时候，你一家人如此显摆，不招人忌恨才怪。虽然谁都有个出去捞外快的时候，可人家一个月捞十几块钱，你一个月能捞到上千，用报纸上的话说，这就叫叔可忍，婶不可忍。

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厂长马伟祥那里。马伟祥乍听此事，还颇不以为然，笑着骂举报者红眼病，说谁有本事就去赚钱，只要不是挖厂子的墙角，不影响工作，厂里也不会干涉。可当听说董岩是因为为阮福根干活而赚到这些钱的时候，马伟祥的脸就蓦然变了。

阮福根的事情，是给马伟祥的一记耳光。不单搧在他的脸上，更是痛在他的心里。由于出了阮福根这个变故，他们这些国营大厂的负责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不敢再和罗翔飞较劲，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目前，分包给海化设的任务已经开始生产，进展情况也还算顺利，但马伟祥始终觉得心头有一根刺，既觉得这样接来的任务有些憋屈，又担心万一哪个地方出现点质量差错，会受到重装办的处罚。

对于阮福根，马伟祥一直耿耿于怀，天天扎草人诅咒，盼着阮福根所分包的业务出现问题，届时他就可以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看看罗翔飞的笑话。以马伟祥的想法，全福机械厂不过是一家乡镇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分包这样的尖端设备，出问题是肯定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阮福根能够从什么地方找到外援，解决技术上的困难，这样马伟祥的愿望就落空了。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个阮福根还真的就去找外援了，偏偏这个外援还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技术处长，差不多是整个海东省最牛的化工设备技术专家之一，这不是存心在恶心自己吗？

在接到举报之后，马伟祥马上召见了董岩，质问他有关为阮福根帮忙的事情。董岩知道不妙，含糊其辞，推说自己这些天频繁往会安市跑的原因是自家的老娘生病了，自己是去探病的。当然了，在探病期间，捎带着帮一个亲戚指点了一点生产的技术问题，收了一点土特产当报酬，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厂里认为这种行为不当，他坚决改正，以后再也不收土特产了。

“董岩，我告诉你，上次你把经委会议的事情透露给那个阮福根，我还跟你算账呢！如果你敢吃里爬外，把厂里的技术秘密泄露出去，损公肥私，我可不管你为厂里做过多少贡献，我都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马伟祥这样警告道。

因为知道马伟祥的霸道，董岩还真是不敢违逆他的意志。在随后的两周里，董岩都找了借口，没有回会安去给阮福根帮忙。可阮福根哪里那么好糊弄的人，他亲自跑到省城建陆市，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进了董岩的家。见面之后，阮福根不谈技术的事情，只是聊家常，又巧立名目给董岩的儿子、女儿各发一个硕大的红包，这一来，董岩就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了。

圣人说得好，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面对着阮福根的金钱攻势，董岩的妻子谢莉先溃败了。她给董岩吹了一个晚上的枕头风，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到儿子娶媳、女儿出嫁之类的小道理，最终归结为一条：有钱不赚是傻瓜，捞外快这种事情，厂里谁没干过，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干？

董岩也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象了马伟祥可能给他的各种惩罚，比如严肃批评、扣发奖金、坐冷板凳等等，甚至想到了被撤销处长职务的最严厉手段。他同时也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只要偷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