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主儿

国潮1980正文卷吃主儿别看大家年年都过春节，可很少有人知道，至今为止，“最早的春节”就发生在1966年的1月21日。

而“最迟的春节”是两个并列冠军。

分别是1920年的2月20日，和1985年的2月20日。

最早和最迟之间，几乎整整相差了一个月。

然而根据历法计算，这仍不算是极致。

因为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实际上2319年2月21日，人们才会迎来真正的“史上最晚春节”。

这么一看，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目前已知的最早春节和最晚春节几乎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内。

这也就是说，宁卫民的一生里，既赶上了1966年最早的春节，也巧合的遇到了《专业户今天的怕》中所阐述的那样,个体户们对政策风险的顾虑也越来越大。

没错，国家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确定的。

可发展到什么程度，允许怎么做，还不清楚。

个体户们的生意已经做到这份儿上了，想要往大了继续做是惯性。

可前景偏偏看不到，心里着实害怕呀。

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的警戒线，就像吊命绳一样，牢牢的勒着个体户们的脖子。

但要说不往前走了，就这么老实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会甘心。

所以对于个体户们来说，这种心态上的压力特别大。

比起资金的压力，体力的压力，还要大的多。

于是乎，这种矛盾的心理，也就导致了一些特殊的商业现象出现。

1985年的1月，五六个浙人头一次来到了京城。

在老家，他们都是做布料批发生意的。

除了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万把块钱不等，他们还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因为老家的“台会”倒了，有些人又眼红他们做生意做得大，借机落井下石。

他们便不得不带着仅有的资产来京避祸躲债,顺便找找发财的路，看看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些人的思路很简单，小地方的人少，生意不好做。

只有大地方，走的货量大才能迅速挣到钱，把在老家欠下的债务给还上，所以他们就相中了首都。

不用说，他们来京后的第一件事儿肯定就是找经营场所。

他们有的人相中了大前门，有的人相中了虹桥。

这两处，此时都有了一些绿铁皮的散摊儿在招人，是政府为促进搞活经济设置的。

这些浙人就主动跑到了工商局去问，“外地人能不能来？”

工商的人回复，“外地人可以租，但得有外出证明。”

几个浙人常年做生意的，这个证明自然是有。

只可惜当他们拿出来后，却发现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并不管用。

因为他们的证明抬头上写的是“外省”，而不是“京城”。

工商的人说，差一点都不行，必须回去重开。

就为这个，几个人发现没法在城里做生意了。

这地方再好城里管得严啊，这不成。

于是大家一合计，他们都是躲债出来的，哪儿敢再跑回去？

恐怕必须得去偏僻的地方才行。

还是城外好，真要有个万一，比如说日后生意做大了挨查或者有了纠纷，要跑也方便点。

为此，他们就随便上了个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车。

说实话，完全是随机的，就是从公共汽车里看着房子已经变成了农民的瓦房他们才下的车。

下车后，他们也是边走边问，先找到了海户屯4号。

没想到误打误撞，运气不错。

一进去就是个倒服装的仓库，那是个京城个体户租的。

再一打听，房租也不贵，差不多十平米才五十块的月租。

只是人家房主说这儿没地儿了，又给他们介绍到九号。

就这样，挨个传来串去，这五六个人当天全在海户屯租着了自己需要的房子。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们在这儿一待就是几十年。

更没有人会想到，连他们老家的亲戚朋友们，在往后的十几年里，也几乎全因为他们在此地落户，都跟着迁到了这里做服装生意。

就因为一个抬头的限制，就因为出于对政策管理上的恐惧。

不敢进城做生意的这些人，无意中促成了日后京城无人不知的京南服装批发市场——“浙村”的形成。

反过来，和这些两眼一抹黑来京找财路的外地人有所不同。

这个年头，京城人在做小买卖上，还是有一定得天独厚优势的。

别看老京城人用“天安门疏可走马，大栅栏密不透风”来形容大前门这块风水宝地的繁华景象。

但“爆肚冯”作为一家在前门地区的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