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体仁和施凤来对视了一眼，又各自低下了头。

今天这事儿算是完犊子了，这个该死的孙之獬干点什么事儿不好，非得要掺合到福寿膏上面来？

福寿膏的坏处别人不清楚，身为内阁首辅的温体仁，还有在日本亲自经手了福寿膏交易的施凤来怎么可能不清楚。

用不了多长的时间，铁打的汉子也会变成弱鸡，泯灭人性，过量之下还极易猝死，这东西的危害这么大，崇祯皇帝也早有旨意，谁碰谁死，而且是带着全家老小一块儿去死。

更为可恨的是，孙之獬这个混账东西是文官——他哪怕是个武将呢，哪怕是个勋贵呢……

崇祯皇帝原本对于文官就有看法，现在孙之獬这个王八蛋突然跳出来搞了这么一手，今天这事儿，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头就能圆过去的。

沉吟了一番后，温体仁才躬身道：“启奏陛下，既然已经出了这档子事，便该当有司严加追查，好生查清这福寿膏的来历，还有涉案人等，宜早加捉拿归案才是。”

崇祯皇帝点了点头，扭头吩咐道：“传诏，今日所抓之贼子，由天津锦衣卫追查下去，必要时可以调动随行京营，将与此贼相关之人全部纠出来，一律锁拿九族人等。

命登莱卫配合登莱锦衣卫百户所，清查所有福寿膏，无论事涉何人，一概拿下相关人等并其九族，押解入京，孙之獬及其九族押解到天津来见朕。

另，登莱巡抚治下不严，着罚俸半年，革职留任，以观后效，若再有此等事体，定斩不赦。”

王承恩躬身应了，自去拟旨，温体仁却又躬身道：“启奏陛下，福寿膏之害纵然极大，然则并无先例，牵连九族是否过了些？”

温体仁实在是担心，这个案子都不需要太大，只要牵扯出十来个人，他们的九族之人加到一起，估计就妥妥的几千上万了，搞不好都能搞到两万以上。

崇祯皇帝却轻眯着眼睛道：“朕记得当初在京城之时就说过，谁敢碰这东西，罪同谋逆，除本人凌迟外，亦要牵连九族！至于并无先例，那就由他孙之獬开此先河！”

气哼哼的端起茶水抿了一口之后，崇祯皇帝又接着道：“既然温爱卿说牵连太广，那么朕也不是不讲情面的人。

这样儿吧，凡涉案之人，其本人处凌迟，诛三族，余者发配给铁道部作为劳工，为期十年，温爱卿以为如何？”

温体仁躬身道：“陛下仁慈！”

就这么着吧，能少杀点儿就少杀点儿，大明还缺人呢，现在一次性杀这么多，对于陛下的名声有影响不说，还浪费了那么多的劳动力，倒不如只诛三族，剩下的发配充当劳力，既为陛下博了美名，又解决了一点儿人手不足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一举两得。

只是说完这些人的处置事情之后，崇祯皇帝又将算盘打到了修改大明律的上面：“时易事移，太祖高皇帝所立大诰，还有大明律，是不是该修一修了？”

温体仁心中忍不住想要哀嚎上两嗓子——自己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

皇帝陛下跑出去足足一年多的时间，开疆扩土无数，可是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纵观大明历代皇帝里面，就算是最能折腾的正德皇帝，比起眼前这位来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

现在就把目光盯向了大明律？这玩意是这么好修的？

问题是，崇祯皇帝这回是真的打算修改大明律，因为这大明律，说白了，还是礼法那一套，而不是刑法。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

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总而言之，大明律也根本就没脱出这一套的框架去，整体上还是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

崇祯皇帝早就对这个什么议、请、减、赎、官当一类的玩意儿不满了。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这几条规定面前，真的就成了一个笑话，有官有钱有名声的，还真就可以玩弄律法。

凭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