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海禁那么厉害，他们走私都敢这样玩，遇到开海的赵瀚，他们又如何忍得了？

巴达维亚（雅加达）。

这里是华人与荷兰人的天下。

荷兰人主要做农场主、士兵、工匠和官员，华人主要做杂工、监工和小商贩。

华人与荷兰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区，跟马来土著严格区分。华人居住区实行自治管理，每个街区都有华人首领，这些首领被称为“甲必丹”。其中一到两名华人甲必丹，可以被选为市政议员（只有旁听和建议权）。

一支中国船队缓缓靠岸，大量华人码头苦力，在荷兰官员的带领下前去卸货。

巴达维亚就连苦力，也大部分是华人来做。马来土著很不能让人放心，因为经常偷懒且愚蠢，甚至会把货物掉进海水里。

就连这座城市的运河、城墙、房屋，都是华人建造的，由杨昆、潘明岩等华商承包施工。

筑城期间，华人必须每月缴纳里尔（约一两银子）的人头税，否则就要义务帮忙修建城墙。华人为该城防御工事所缴纳的税款，是其他市民的五倍。建造市政厅时，华人缴纳的税款，是其他所有种族总和的三倍。

这些华人，大部分是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来的，如今占到全城总人口的20%。

但是，他们大多已经结婚成家，娶的是马来土著女子。算上华人的妻儿，全体华人家庭，在巴达维亚占据的人口比例，估计已经超过40%！

纯种的欧洲人不到10%，欧亚混血同样不到10%。

中国船队卸货之后，海船开往船厂修补。船厂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高级造船工匠，自然都是荷兰人。但是，船厂的中低层员工，全是来自中国沿海的华人。

林长福属于第一批华人劳工，万历四十八年移民。

当时也不叫移民，在广东过不下去，正好杨老爷招募劳工出海，林长福便拿了安家费跟去。

刚开始就是来筑城的，一分钱工资都赚不到，只是包吃包住而已。不参与修城墙也行，要么游回广东，要么每月交一两银子人头税。

林长福被骗得很惨，心里把杨老爷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

城墙修好，又要挖运河，挖了运河还要修房子。

荷兰人其实支付了工资，但都被中国承建商给私吞。修筑工作搞完，中国承建商也不放劳工回去，因为他们给劳工支付了安家费，还垫付了从广东到此的船票，中国劳工必须继续工作还钱。

为了维持自身统治，荷兰害怕华人劳工离开，于是专门抓捕马来女子，无偿分配给中国劳工做妻子。

华人劳工娶妻安家，便在此有了羁绊，大部分都选择留下来。

林长福的儿子已经十二岁了，跟着他一起在船厂上班，如今还只是个船工学徒。他们已经学会造大船，修船技术更是熟练，像林长福这种熟练工匠，每月的工资是6里尔（约两白银）。

看似赚得挺多，但还有人头税，物价也挺贵的，每月存不了太多钱。

忙活了大半天，终于能稍微休息。

林长福将饭菜匀些给儿子，长身体的少年吃得多，船厂管的这顿饭哪够？

这儿子机灵，就是偏黑，马来女土著生的。

林长福决定再存些钱，就带着妻儿回老家，他已经二十多年没给祖宗上坟了。

“长福，”陈东山端着饭碗过来，神秘兮兮说，“你有没有听说，大明没了，老家换皇帝了！”

林长福笑道：“早听说了，新皇帝姓赵呢。”

陈东山又说：“我还听人说，这是个好皇帝。咱老家那片，农民都能分田，田里的粮食不够吃，还能随便出海打渔，新朝廷不禁渔船呢。”

“还分田？怎有那好事，你别听人瞎说。”林长福连连摇头。

陈东山说道：“便是不能分田，换个皇帝也好。我存了四十多两银子，回老家也能买几亩地，再把祖宗的坟也修一下。我想好了，过阵子就回去，说不定还能赶上过年。”

“老婆孩子呢？”林长福问。

陈东山说：“肯定要带回去，难不成留在这里？”

两个华人船工闲聊的时候，东印度公司东方事务评议会，正在进行着激烈讨论。

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是否全面撤出南中国海，因为等着华商把货物运到巴达维亚，比荷兰自己去中国进货更有利可图。

第二，是否允许巴达维亚的华人兴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