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亩税之外，完全可以视为朝廷投资的一部分回报。

把土地从劣田变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给国库，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

不管怎么说，治淮的钱，是各个省凑的。国库没钱也不行，将来别处遭灾了，也得用国库的钱赈济，让淮民偿还各个省凑出来的治淮钱的一部分，也未尝不可。

这和后世不一样，这三千万，就是大顺一年官方的财政总收入。后世治淮河也好、治黄河也罢，没听说有投资需要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廖寒辉也知道这个数额对大顺来说，着实是大了点。就算大顺如今还有海外贸易的收入、工商业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会留下一个顶大的财政窟窿。

他这想法，也只是一地一府的视角。

皇帝对此不置可否，并没有斥责，也没有称赞，而是问刘钰道：“兴国公不知治水事。但于钱上向来看的紧。”

“若朕真欲废漕运、治淮河，爱卿可有什么策略？”

刘钰多少年前就琢磨着废运河、走海运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准备？

如今皇帝不问他这件事应不应该做、而是问他这件事要做该怎么做好？

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于是他便将这些年对于漕运、海运、漕工等等问题的考虑，一一陈奏。

总结起来，无非两句话。

漕工组建厢军。

漕米买扑承包。

这两句话可以概括的策略，让皇帝陷入了沉思。

说起来也简单，听起来好像也不是没有可行性。

总结起来，无非还是之前的老办法，旧瓶装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么反正要找人干活。

找人干活，又不想征发劳役。

那么就得给钱。

同样是给钱，为啥不把钱给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影响生计的人呢？

将他们编入厢军。

不发盔甲、不发火枪、不发鲜艳军装，一身装备行头也花不了几个钱。

按照每个月二两银子的饷银，再保证能吃饱饭，让他们专门干活去呗。

编入二三十万厢军，专门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这些人来挖。

找靖海宫培养的工兵军官生来做军官。

当然，要赶时间的话，农闲时候，可以募役当地百姓去大堤干活。发钱就是了，反正是照着3000万两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笔钱。

遣散安置那些因为废弃运河而无疑谋生的人，又是一笔钱。

而如果编制厢军，就可以用一笔钱，解决两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后维护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后，海河、辽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治理？黄河长江是不敢动，挑软柿子捏不行吗？

日后维护、治水延续，直接可以用成为熟练工的这批厢军。

另一句话，漕米买扑，则是在确保海运没有问题、海军可以控制南洋、实在出事了可以运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个花一笔钱，解决两件事的办法。

江南地区，白银充足，完全可以支撑完全的白银货币化。

那么，原本要缴纳实物租的漕米，直接换成银子缴税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银，交给商人。

按照价格，承包给商人。

然后，朝廷出台一些鼓励性的政策，比如台湾、南洋新垦地，十年免税等等——反正这些地方原本也没有税。

由此，以政策性引导，让这些豪商去南洋、台湾去办稻米种植园。

而兴办稻米种植园，又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因为运河被废导致的运河两岸经济下滑、以及后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的贫苦农民，外加水灾等年年都有的灾荒，就可以让大量的需要朝廷赈济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种植园当苦力、奴工。

一来大顺的人力便宜，也就与荷兰人用的泰米尔奴隶差不多。

二来，大顺的这些人，多半本来也会种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兰人在爪哇推行种靛草要强，当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种。

这样一来，原本每年要给百姓带来大量负担的漕运，便可承担三项责任。

其一：保证漕米供应。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赈灾。

其三：充实南洋人口，如两晋隋唐开始的对江南的开发，假以时日，南洋华人众多，亦可为天朝的基本盘。

其四：促进南洋发展，由大量种植园，带来小买卖繁荣、消费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长远地保证大顺所理想的小农经济在天朝内的稳定，缓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确实多熟，粮食产量肯定比两淮地区要高的多。

同时，因为人口南迁南洋，兴修淮河水利设施，南洋米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