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林敏和他的幕僚们所疑惑的那样，这一次搞对扬州生员的羞辱，好像于施政上并无意义。

实际上伴随这运河被废、海运兴起，扬州的城市地位的下滑、以及盐业改变重心等未来，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废运河、换盐场之类的涉及全国，涉及朝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几百儒生所能阻挡的。

刘钰在苏南搞动静更大的土地税改革，面对一万多生员士绅，还不是棍棒殴打再给甜枣，很容易就解决了？

要是连这种朝廷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都会被一州一府所阻挡，那只能证明大顺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崩了。

然而，现实是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年皇权和中央集权都在加强。

那么，这种羞辱，或者说把事情搞这么大，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借这件事，一场关于经济、儒学的大讨论。

或许，也许、说不定、大概、可能，就解决了大顺破理学，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问题。

虽然刘钰的意识形态，和儒家基本上尿不太到一个壶里。

但出于理论自信，刘钰还是希望给儒家许多机会，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自发变革和魔改，从而引着大顺走向近代化。

既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己花了二十年改变了，至少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基础。那么，新的上层建筑是否能立起来呢？

所以这一次，不过是借着扬州生员反对废盐改垦，搭台子、唱大戏。这些人最多也就算是戏剧开场前的那声锣。

是以，这件事的发展，也算是个标准的头轻、脚重。如林敏的幕僚所言，就算那些生员得了舆论支持，大有道理，那么兴国公就真的放弃废盐垦荒的改革了吗？

既然根本不可能，那么这个形式本身的意义，又能多大呢？

事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

最终审判的那天，刘钰就当是看了一场“为了拉拢人民，把人民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的闹剧。

军队入城，维持秩序。

搭好大台，公开审理。

林敏打着仁义大旗反仁义，嗓门调子比那些扬州儒生起的还高，认为扬州儒生说的大有道理，就要在江苏省全面恢复身份等级制、匠户继承制、官营匠户制。

扬州生员骑虎难下，只能跟着林敏起的高调走。

但这边，场商和草荡持有者，已经与刘钰达成了妥协。

同时也在刘钰的逼迫下——刘钰手里分别捏着“私煎盐”、“盗卖官田”、“强取山泽之利”、“非法土地交易”等七八个，随便拿出来一个都够抄家的罪名——也与盐户达成了妥协。

场商和草荡商，获得了入场大型晒盐场的入场券资格。

而他们也分出了一部分利益，给了那些把草荡已经抵押出去的盐户。

大部分盐户反对的根源，不是反对“拆迁”，而是反对拆迁的时候，自己的国有产权的土地抵押给了别人，使用权和所有权都不在自己手里，没有补偿。

于是非常滑稽的一幕也就这么出现了。

林敏先举起了仁义大旗，起高调直接一步到位，高到了要全面恢复明初制度的高度。

扬州生员无奈只能跟进，嘴里喊的全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丁点关系，全都是为了百姓、为了盐户、为了人民”。

但结果就是，他们嘴里的“百姓”、“盐户”、“人民”，被林敏的仁义大旗吓到了，当庭反对：不，你们不是为了我们，我们根本不这么想。

不久前还反对垦荒圈地的掩护，在得到了补偿之后，全体跳反。

甚至一些“盐户”公开讽刺，说这些生员嘴里喊的都是百姓的利益，可实际上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残羹冷炙。显然，会说残羹冷炙这个词的，不太可能是真正的盐户。

于是，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扬州生员最后只能以“劳力者愚笨，百姓蠢之极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嘀嘀咕咕的自怜自艾收尾。

闹剧结束之后，终于以这一次的圈地补偿为标准案例，制定了之后的补偿标准，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不清问题的草荡地的范本。

闹剧结束之后，就是真正的重头戏。

请来的各地有头有脸的大儒，举办了一场“如皋之会”，探讨经济、政治、税收、制度、工商业等问题。

以及更深层次的“理学破、而新学问不立”的一次尝试。

这场“如皋之会”，很特殊。

谷/span微缩来看，特指大顺惟新元年，在废盐垦荒问题上，扬州生员闹剧发生之后，由江南大儒在如皋举行的一场持续了十几天的研讨会。

宏观来看，却要从这里开始，一直延续到惟新五年，大顺终于完成了江苏省的经济结构调整、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