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能用这个理由压住，也和大顺开国时候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关。

因为大顺这边是讲过“大义”还是“小义”的。

开国之初，一些人就说，你大顺均人家的田，人家剃金钱鼠尾迎“新朝雅政”，这不很合理吗？还有传闻你把人小妾给睡了，人家一片石投降也是可以斟酌的吧？你把人的君父都逼的上吊了，人家联虏平寇甚至准备给日本割岛引十字军东征，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大顺虽然最多也就搞一搞红鬃烈马这样的实在太有既视感的蚊子狱，但还是利用各种手段，扭转了一下明末中期以来的极端自由化风潮，稍微重新塑造了一点点意识形态。

其中之一，就是“大义”、“小义”讲清楚。

至于为什么不准唱薛平贵王宝钏的故事，也和这个大顺搞出来的大义、小义有关——唐帝崩，臣篡位，已是西凉国国王的薛平贵引西凉国骑兵入关，为报仇，打破长安，登基大殿，这个问题怎么看？

大顺开国那群人，原本还是农民工匠的时候，倒是很喜欢这个剧的，多热闹呀，乐乐呵呵大团圆。

然而成事之后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浑身难受。

关于大义和小义的争论，或者说关于大顺搞得这场重塑意识形态的蚊子狱，其实也非常有意思。

《说苑》里讲过这么一个典故，说是魏王问杨朱，说你整天吹牛批觉得治国很简单，然而你家里有一妻一妾都管不明白，家里的几亩菜地都让你种的荒草蛮生，你凭啥觉得治天下如在掌中啊？

杨朱说，这和放羊一样，你让个小孩去放羊，数百头羊，只要掌握了规律，让羊群往东就往东、让羊群往西就往西。但你要是让尧牵着头羊、让舜拿着根棍去赶羊，这羊群要是不乱就鬼了。此所谓，将治大者不治小。

大顺成事之后，对思想界的控制，遵循的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思路。

并没有派出“尧”、“舜”去规定羊往那边跑……当然主要是因为大顺这边找不出能封半圣的人，搞出一整套完善的意识形态。永康、永嘉学派的学问，重点在于他身处在金人南侵的时候，充满了战斗性和实用性，但不成体系。

大顺是利用了“差点亡天下”这个放羊小孩的放羊棍儿，让这数百头羊去往朝廷想要这群羊去的方向。

大顺开国就先送了个微管仲的牌匾给衍圣公府，开展了“当儒生当到剃发换衽的地步，和天主传教士得了杨梅大疮一样有意思”的广泛羞辱”。

这种广泛的羞辱，带来的结果就是普遍反思和切割。

李来亨用的是“普遍羞辱整个群体，他们中的人自然会站出来制动切割”的思路。

就是说，故意无视士大夫中有抵抗派、有投降派的区别，不喷投降派，不喷具体的人，而是疯狂羞辱士大夫这个群体。

这是明显且故意的谬误，但这个故意的谬误是非常有效的。

大量的士大夫，主动划清和和那些人界限，主动做了切割。

即：如果是我们，我们宁死也不会那么做的。只是你们大顺打赢了，没给我们展示我们风骨的机会。你不能这么侮辱我们这个群体，要批判具体的人，具体的想法，不能批判我们这个群体啊。

那么，批判具体的人、批判具体的想法，会往哪个方向批判？

这些急于做切割的士大夫，主动就往大义、小义的方向上去批判。

由此，大顺自然“被动”地拿起了大义——你们批判的好啊，他们没有大义，所以我们做的是符合大义的，对吧？

大顺没有去花全部的时间，去论证自己有大义。

而是花大半的精力，去羞辱画了个圈圈在一起的士大夫群体，羞辱了几年，被动获得了大义。

其实这也是大顺摸准了士大夫的性子：大顺对他们的羞辱，潜台词是我大顺得天下和你们这群虫豸不一样。

而士大夫则需要赶紧论证，不，你大顺能得天下恰恰是因为你们践行了我们的大义，还是我们在指导你们，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说大顺能建国、能成功？不是你们反对我们的思想，恰恰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的践行我们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你们才成功了，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们。

之前有人扭曲了儒家，他们是假儒。

由此，也就引申出了新的“得国之正”的概念。

然后，怀念前朝的儒生，会自发主动地去幻想和假设。假如前朝怎么怎么样、假如前朝这般那般做、假如前朝如此那样搞，那么就没有这么多事了。

这种幻想和假设的结果，就是“要是当初多用点霸道，虽然不是正统王道，可那也比亡国亡天下要强”的方向上。

在引申出了大顺“得国之正”的概念，并且重新定义了得国之正的论述后，大顺以大顺得国之正的意识形态去定义了大明得国之正。

李来亨去拜祭了明太祖陵寝，并且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研讨会，研讨的目的不是去论证大顺代明是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