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18世纪晚期，广东的钟表匠就已经仿制品满天飞；法国运八音盒一共赚了五年钱。

是以，固然说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这般不好，那般不好，但有一样，不至于出现因为海上封锁就直接全面经济崩溃的情况。

英国则不同。

利物浦更是不同中的典型。

对于常读史书的大顺人而言，这种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事，对于几年前文字记载的历史，很容易理解什么叫沧海桑田。

镐京之黍离，位列王风，世上没有不灭的王朝，也没有不兴衰的城市。

若如繁华了千年的扬州，被一波漕运改海运，直接干废；兴盛了数百年的北方小扬州聊城，伴随着黄河改道运河被废，从千百商号鳞次栉比，混成了国家级贫困县。

这样的历史太多，又岂止是镐京黍离？

故而对于大顺的很多人而言，尤其是经历了运河被废等一系列改革的大顺新学一派的人而言。

他们还是懂一个道理的。

一座城市的命运啊，固然要靠……但也要考虑……

利物浦的市民，显然因为文字历史太短——毕竟，刑不上士大夫的神职人员保护法的“识字考察”，居然要靠“背《诗经五十一篇》”这么离谱——所以他们很难理解什么叫“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至少，在此之前，因为贸易的蓬勃发展，以及诸多因素，利物浦的市民一直认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有别于他处的品质、精神、冒险精神、商业精神，才导致利物浦在短短六十年间从小城市，发展成大贸易港。

当然，这种观点，也很正常。

毕竟，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萌，就认为英国的经济不如荷兰，是因为英国人的劣根性，缺乏荷兰的勤劳、冒险精神等民族性。

这就是三观的区别。

因为在大顺被潜移默化影响了三观的新学派的人看来，只会觉得这种说法真的就是驴毬子吊毛。

利物浦这几年能发展起来的历史进程因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首先。

英国从进入18世纪开始，就整天干仗。

法国人、荷兰人，可能未必真的能上岛。

但是在海峡里祸祸一下英国，还是易如反掌的，毕竟荷兰人连伦敦都烧过。

今儿打仗。

明儿打仗。

一打仗，两边就互相发私掠证，面向海峡一侧的港口出航，经常受影响。

这利物浦躲在西北，安全的多。

伦敦的大量航运业务，向西转移。

伦敦出局。

其次。

18世纪开始，气候转暖，加上英国开始冶铁，大量的森林被破坏。

降水裹挟着泥沙，让塞文河的通航条件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著名的“黑乡”煤铁区，伯明翰，就在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之间。

伯明翰冶铁。

伯明翰砍木头冶铁。

伯明翰把木头砍得差不多了。

没有了木头会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导致塞文河的通航废了，去布里斯托尔不方便了。

然后，英国学会了挖运河，挖了运河之后，去利物浦就方便得多。

布里斯托尔出局。

最后。

利物浦旁边就是柴郡。

柴郡有英国最大的岩盐矿区。

人得吃盐。

英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法晒盐。

都说蜀犬吠日，英国的狗，吠的更厉害。

所以得煮盐。

盐非常挣钱。

所以得运盐。

同样的，因为英国气候多雨，西北地区尤其湿润。

是以，附近的兰开夏，能够搓棉纱——他们纺棉花的技术水平挺低的，压根不知道用浆洗法促进棉纱的强度。

这也是为什么兰开夏的棉纺织业能够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别的地方也尝试过纺棉花，但他们发现纺纱的质量实在不行，就是不如兰开夏的有韧性。

由是：

因为东部地区面临欧洲大陆的海军威胁、塞文河淤积、运河开挖、柴郡岩伯明翰煤铁曼彻斯特纺织业的缘故，再加上奴隶贸易，利物浦这些年像是吹气球一样发展起来了。

此外，还有就是斯塔福德郡的陶瓷，韦奇伍德的骨瓷。

简言之，利物浦发展起来的支柱，是棉布、瓷器、奴隶、美洲的烟草、西印度的糖。

所以，也就非常清晰地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暴乱了。

八万多人的城市，吃喝拉撒，等于都靠着棉布、瓷器、奴隶、烟草等贸易。

大顺参战之后，英国只能死守海峡，海外贸易被切断，利物浦若是不乱，那反倒是不合理了。

若无大顺参战，只是法国自己封锁，那么到时还好。

法国的工业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