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下了什么决心。

翻身上马，故意用一种高亢的、仿佛要冲走刚才的那些抑郁情绪的语气，大喝道：“儿郎们，随我回海州！”

说罢，竟也不等身边的护卫和随同前来的孩儿军，一马当先径直冲了出去。

史世用等人赶忙上马，追赶过去。

一路烟尘，竟少停歇，不日到了海州。

再入海州，盐商们自有耳目，只说兴国公这几日根本没在盐场长久停留，反倒是在黄河岸上驻足数日，实不知是何等打算。

盐商们越发感到困惑，怎么都看不明白了，心说这么大的事，或者在海州、或者去扬州、亦或者去盐场，都能理解。

可是，跑黄河堤上干什么？

还听说跟兴国公一路来的孩儿军，这几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听私盐贩子。

朝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还要修黄河堤，觉得上次在扬州要的钱要少了，可已经要过一次了，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却叫兴国公来要钱来了？

若这么想，似乎竟也解释的通，否则孩儿军怎么来查私盐贩子、却不查官盐贪腐等事？

海州这边的盐业总承包商郑玉绩这几日也没闲着，将这边的情况快马加鞭地送去了扬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盐上，那是一荣俱荣、一废俱废的，没有橘枳之别。

…………

得到消息的扬州，几日后也乱成了一团。

几个大的淮南总承包商，抛却了平日里的明争暗斗，坐在了一起，讨论着这一次朝廷派刘钰去淮北的意思。

只从这一次盐商密会的名单上来看，会感觉这一次盐商聚会过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

平日里他们的关系可不好，相当不好的那种不好。

秦晋商人与徽商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明朝中期就开始的，两边的商贾基本上是不结亲的。

能把秦晋商人和徽商聚拢到一起谈事，足见这件事对盐商来说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上，明朝的“商籍科举之争”，只是两边斗争白热化的表现，可不是两边斗争的开始。

历史上，最终徽商全面胜出。

而如今这个时代，两边则是平分秋色，还未彻底分出胜负。

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

徽商和陕西山西的商人习惯不同，或者说，陕西山西的商人很难适应江南的风俗。

所以，被讽刺为：高底馕鞋踩烂泥，平头袍子脚跟齐。冲人一身葱椒气，不待闻声是老西。

而徽商则喜好结交文士，号称“左儒右商”，是以在江南如鱼得水。

如果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