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顺朝廷内真的有不少人，有点“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帮法国。

因为，当初跟着刘玉搞扶桑移民、黄河改道，以及参与刘玉跑路后李欗的边疆铁路、基建工业和政变的一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人，还没完全死绝。

这批人心里很清楚，这法兰西啊，要出大事。

他们未必能够想到激进的共和这种“在旧欧洲看来像是瘟疫”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也未必担心这个。

而就是很纯粹地从地缘政治、经济上解读。法国要是真出大事了，欧洲也要彻底乱套；而欧洲一旦乱套，会因为经济因素，把问题传导到大顺身上。

当然，这里的“出大事”，并不是只有“重农学派”或者“自然秩序”来背锅。

而是说，他们的对立面，科尔贝尔主义，实际上也是在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

并且，他们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农学派大多了。

怎么理解这个“托中改制”呢？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所以大顺是对的。

问题是，大顺的制度，到底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还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是世界头号帝国。

所以要改制，肯定要托中。而本身，法国又是欧洲科尔贝尔主义的策源地，法国又有浓厚的科尔贝尔主义的传统，这也使得反重农学派的这批人，举着大顺和科尔贝尔的双重旗号。

简单来说，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新国王，相当不看好。

当初刘玉评价上一代法王，这事很多实学派的老人都知道。说路易十五纯纯的机会主义的头子，你看着吧，这机会主义的毛病，改也难。

不管是当初脑子一热就要把胜利都压在夺取汉诺威逼英国和谈上、还是后来汉诺威方向失败又要孤掷一注造船登陆英国上，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

而到后来，大顺下场，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路易十五的威望提升，准备改革，更是把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展现的淋漓尽致。

要改革，就得先动巴黎高等法院——怎么理解这个巴黎高等法院？用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些故事里，类似满清的八王议政。不要以为顶着个高等法院的名头，就是啥好玩意儿，这和《大宪章》之类的玩意儿类似。

然后，果然就机会主义了。还没准备好呢，直接就把巴黎高等法院给掀了。啥啥没准备、没有提前布局，脑袋一热觉得有机会，卡就给掀了。

总的来说，在大顺这边，对路易十五的评价，因着刘玉带的头，不高。

但是，高不高的，相对来说的。

等到了这一代，大顺这边，对路易十六的评价，就两字：崇祯。

爱好改革。

但是跟他妈的翻烧饼似的。

今天重农学派上，闹出事来，撸掉，全部推倒；换上重农学派的对面，科尔贝尔主义，闹出事来，再撸掉，全部推倒；再换上重农学派……

改革这玩意儿，哪能跟翻烧饼似的？政策三年一换，而且一换就是直接倒过来？

这么改，还有个不出事？

而且，这两派，全都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弄得大顺现在浑身都是屎。

如果说，重农学派的改革，用大顺这边的成语，叫“托古改制”。

那么，科尔贝尔派打着大顺旗号的改革，那纯粹就是“东施效颦”。

重农学派的问题，这里不必提了。

而科尔贝尔派的改革，则和刘玉当初临行之前，和李欗的那番对话，有着直接关系。

具体到更具体的东西上，铁路。

再具体点，也和李欗当初面临的问题有点相似：改税制、改土地所有制、搞均田，不敢。

而铁路，大顺这边做了个榜样，确实带动了大顺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

所以，法国这边也要修铁路。

技术倒不是问题。

问题还是钱。

重农学派的改革，是要直接触动旧势力的利益的。

杜尔哥的改革，无论是士绅一体纳粮、募役法、打消法国内部的区域性经济、取缔行会等等，无一不是触动旧势力的利益。而且，因为过于激进，尤其是粮食出口不限制的政策，直接导致了面粉战争，是以把底层也得罪了。

翻烧饼之后。

科尔贝尔派如何才能上位？难道要继续重农学派的改革，触动旧势力？

显然不是。

上位的雅克·内克尔，看着大顺的经济发展、铁路基建拉动的快速工业化，觉得这是一条路啊。

科尔贝尔主义，本身就是要求国家管控，或者叫官办经济。

同时又不想触动旧势力。

那么，内克尔就提出了口号，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里的民，显然指代的是贵族阶层，因为要把重农学派的改革翻烧饼嘛。

历史上，是因为路易十六执意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