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外贸易的话，尤其是和欧洲的贸易，是不必考虑这个“陆运成本”的问题的。

不列颠岛，四面环海，平均宽度也就300里，两面临海一切，150里，相当于从南京到上海，打两个来回。

这倒不是说在这讽刺其国土狭小什么的。

而是说，这种社会存在，可能理解太史公说的“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意思吗？

社会意识，会超脱社会存在而产生吗？

这个百里、千里的道理，英国人当然会觉得扯澹。

千里不贩籴？

妈的你当我们的《谷物法》，防的是哪？是大西洋对岸啊，大西洋多宽？千里不贩籴，这根本不对嘛，万里都不妨碍啊。

包括说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黑海……这些海运条件，使得理论上大顺只需要考虑本国商品的“从松苏到阿姆斯特丹”的货运成本。

而不需要和大顺一样，得琢磨琢磨，我把东北大豆，运到陕西，是不是得把裤衩赔进去啊？

没有铁路的时候，从东北运大豆去陕西，就是能把裤衩赔进去。太史公的千里不贩籴，一点没错。

哪怕说后世欧洲重要的历史事件——德意志关税同盟。

这等于说，从青岛运两斤海带，去济南，不需要征收关税啦！

现实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欧洲有购买力的市场，也就是沿海地区。

是以，大顺只需要考虑把货运到阿姆斯特丹即可。

固然说，这里面当然也有海运成本。

但是吧。

一来纵然数万里，这运输成本，也绝逼没有从河南把粮食运到尹犁贵。甚至于，可能完全没有把粮食从河南运到陕西贵。

二来，大顺自身既有劳动力优势，又有物价革命传导末端导致的欧洲白银和亚洲白银的“汇率”差异。

的确，在伦敦的一两白银，不会因为跑到大顺就变成二两。

但是，在伦敦一两银子能买到的布匹、粮食，和在大顺，那可真的有将近三倍的差异。

是以，李欗在这里谈“自由贸易”的重点，是对外贸易，刘玉觉得没啥意义。

本来就是顺差国。

本来就是倒逼着英法出台一系列行政令、逼着法国财政大臣迫于手工业者的压力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别让他们“太买办”的状况。

打赢了一战，谈对外贸易、谈自由贸易，实无什么必要。

东西方的手工业差异、白银购买力差异，这个时代，理解最深的，要属法国的前印度总督杜普来克斯。

正是因为理解。

也正是因为法国科尔贝尔的政策“遗毒”——不准买办。

这才使得杜普来克斯琢磨着，怎么赚钱？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印度土兵、加在印度收农业税”的思路。

卖东西卖不进去。

买东西法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不允许、法国的本土工业抗议。

那不琢磨着收土地税，靠啥嘛。

当然后世的人，一提起东印度公司，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下意识地就以为英国工业发达，这东印度公司一定是去搞倾销的吧？

但实际上，这破玩意儿，历史上这几年，公司第一收入是在印度收土地税、第二收入是往国内卖茶叶、第三收入是承包的英国盐税、第四收入是倒腾印度的纺织品回欧洲卖。

哪怕稍微看一眼东印度公司的财务报表，也不会对这个公司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产生错觉。

是以，大顺的对外贸易，没什么可谈的。

对外贸易，能解决大顺三亿小农的问题吗？

解决不了，也没那么大的市场，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李欗在这里谈什么新的礼法、新的天子、新的世界秩序，那就纯粹没意义。

或者说，只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有意义。

而对占大多数人口的小农，着实没啥意义。

固然说，可能那场闹剧真正发生的时候，资产阶级要出钱、出枪。

但是，大顺真正有力量的，是三亿多沉默的大多数。

想在大顺当皇帝，不考虑这些人，头第二天就掉了——资产阶级要是有能力夺权，压得住、镇得住场子，闲的没事干啊，还非得给自己脑袋地上找个皇帝？

只不过，刘玉也不好说的太直白，只能先听李欗在那眉飞色舞地讲“英国的狂欢”。

亚当·斯密喷英国，是生产的哲学，而不是消费的哲学。

拿三喷自由贸易，是消费者的经济学，不是生产者的经济学。

大顺实学派现在喷英国之前的政策，包括老皮特的政策，说是“为了原始积累而原始积累的”政策。

现如今，大顺打赢了一战，拆了英国的许多关税保护和行政命令。

肯定是造成了短暂的狂欢。

这种狂欢，其实就是“将苦哈哈的原始积累，砸锅卖铁全消费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