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儒生搞得普遍主义，是受到西方先发的意识的极大影响，是往上靠而不是自发重构。

现在这情况，最优秀的真正有信仰的儒生，要搞的恰恰是不普遍、但又不能过于狭隘的意识形态重构。

不只是要能在大顺适用。

而是要继续做文化圈母国，引领周边那几个正牌的、受儒学影响较深的藩属，找准前进的方向。

而不是让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不是去找基督教、就是去找异端。

这也和大顺之前捧永嘉永康学派有关。

官方捧起来的学派，对于宋明理学心学的态度，是认为他们虽然是为了和反击佛教而搞得，但是搞得过程中，却按照佛教的那一套心、性、理之类的玩意去搞，甚至曲解孟子说的心性之类的东西。

对抗是对抗了，但自己其实也被污染了。

而这种态度，延续到大顺禁教，更是直接切断了儒耶合流、以耶补儒的可能。

至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这是绝对错误的。

是以，当初程廷祚看过李瀷的书之后，直接就给了个“被西教所染”的定性。说李瀷的三心，纯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三魂环套了个皮。

加之从古文尚书考证开始，加上反理学的风气，也使得大顺的一些有志于“立言”的大儒，找到了机会。

正本清源，回归汉经学、再从汉经学退回到夫子述而不作的周公原典，破除宋儒的种种，反倒使得创新有了极大的可能——周公为圣，孔子为师的新儒庙，也就坐实了道统就在夫子述而不作的原始六经之中。

任何“宗教”改革，都是从复古和原教开始的，但复来复去就奔着创新去了。

是会创出来新的，或者会不会复来复去复成原教旨？

对这边来说是有固定答案的：原始经书的字儿太少，句读自解，所以复不成原教旨。

比如“先富后教”，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解读方式。是富了就能知礼节？还是富到某种程度再教化？还是富和教化是关系递进但时间同步的？这还只是三个最简单的理解。

此时大顺先发地区的儒生，派别多样。

但颜李学派的立派之本就是实学、土地。

实学，实际上颜李学派传到现在，已经基本放弃试图主导了。

不管是战术、军事、枪炮，还是农学、天文、算数，扛起实学这个大旗的，是别人。

而且这些年下来，他们学派发现也确实扛不动这个大旗，现在扛大旗的是科学院。至于武术……七步之内，短铳又准又快，孟松麓腰间早就把剑换成火枪了。

于是，土地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就成为颜李学派努力要搞的方向了。

这种儒生的责任感，是胸怀天下的。

而胸怀天下，又因为大顺现在西复西域、南下南洋、东臣倭寇、北抵罗刹，着实又没有救亡图存的空间。

衰落危亡之际的胸怀天下，是胸怀中原、国族。

盛世扩张时候的胸怀天下，是要搞出来一些普遍性的东西，四处传播的。

于是，在这种“盛世”下的胸怀天下的天下，就是整个儒家文化圈。

在意识形态上，要让儒家文化圈的藩属，不要再试图从异教、异端那边寻找救世之路，作为文化母国要担起这个上国责任。

在土地制度上，要搞出来一套适合儒家文化圈的土地制度，并且能够解决艰难的土地兼并问题。

或者说，把“均田”，从口号，变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非空想的制度。

是造反呀，还是改革呀，亦或者指望赎买呀，这是软弱性和幻想性的问题。

造反之后具体怎么均田、改革之下具体怎么均田、或者赎买之下具体怎么均田，这是空想和局限性的问题。

这是不同的。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上国心态。

遣唐使该怎么操作，而不至养虎为患，那是一回事。

人家是派遣唐使，还是派访欧少年团，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是以这种特殊年代、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上国心态驱动下的孟松麓，虽然嘴上对刘钰的政策也颇多讽刺，但他还是领着权哲身去看了长江以北最繁华的农村地区。

以这家人为例，女人织布，男人种菜，供应工坊区，完全的融入到商品经济当中。

以这个村为例，佃户都被退佃驱赶，剩余的自耕农以上，半数以上的男性，也从事与纺织有关的行业。

算是长江以北地区，最先实现了狗彘食人食的地区。

只要东北、南洋地区还在手里，大顺的海运还正常，那么这里至少在几十年内可以保证狗彘食人食。

因为铁轮脚踏飞梭织布机下乡配合农村经济，能顶到原本历史上一战时期的机织布都无优势，甚至压榨潜力更大——进工厂，还得保证能吃饱、还得提供住处呢。小块份地配手工铁轮织机，理论上压榨的上限更高。

不过现在是上升期，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