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也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呆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从哲（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还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书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1621）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

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