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的签订，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满洲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胜利。

毕竟，在签订前后的这近一年里，首先是东北军在热河一线的奋力一搏彻底宣告失败，接着是长城抗战的无疾而终，最后果、日双方联合围剿吉鸿昌、方振伍部。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便直接预示了日本对东四省（包括热河）的实质性占领，而越过长城一线之后，关东军所面对的就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北平已被三面包围。

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常凯申会在日记中写道：“接何（应沁）黄（浮）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

当然，即便如此，常公仍然不愿从对赤战场中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甚至就连已经对东北构不成实质威胁的东北军，他都要想办法将其拐到陕甘甘，以对赤匪造成更多的压力。

而恰好的是，日本人对常凯申的心思摸得也相当清楚，早在夺取热河之后不久，他们就派出武官藤原，邀约果党平津地区负责人黄浮到其私宅密谈，并向对方传达了和谈的信号，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塘沽协定》。

关于此次协定的内容，最重要的无非两条：

（1）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同时也意味着金陵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2）夏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这便给将来的事端留下了引子）。

甚至更坦诚地说，半年前的那次隐秘谈判其实根本就不是谈判，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命令。

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对常凯申派去的人员所说的那般，夏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而金陵政府唯一可供操作的余地，就是不能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而在协议签订半年之后，准备走马上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自然尤为关心下一步的操作。

而且因为他之前一直在本土和欧洲任职，缺乏与夏国有关的经验，所以也颇为重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的松室孝良，至少随口帮后者解决一下危机，再听取一番对方的建议，对于梅津来说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

“依我之见，未来帝国的主要威胁，必然是在支那赤军。”略微思考片刻之后，松室孝良极为肯定得做出了答复。

见梅津少将没有提出疑问或反驳，只是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松室的心情也稍微紧张了一下，不过他没有执着于解释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吃亏，而对支那赤党怀有报复心理，而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问题：

“请问，阁下是否了解过冯遇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呢？”

“有所听闻。”梅津随意地点了下头，“但不是说，那支乌合之众，现在早已破裂了，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么？”

松室再次低头回道：“确实如此，原本我也是这么想，但从多伦一役来看，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支那赤党在华北的布局，可能还要超乎我等的想象，甚至这背后，或许还有赤露的身影。”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稍微停顿了一下，见梅津没有继续发问，便接着讲了起来：

“因为早年曾与冯遇祥有过不少交往，所以知晓了一些消息，最初冯桑决定复出时，似乎有与赤露联络的迹象，不止一次对手下透露过此事。

但察哈尔同盟军还是失败了，事后我们也没从中发现赤露出手的痕迹，便以为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但现在看来，所谓的同盟军，甚至于在此之后的吉鸿昌与方振伍，都极可能只是赤露和支那赤党打出来的幌子。”

类似的想法，其实关东军这边早就有过猜测，毕竟日本安插在夏国内部的情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除去实行了严密反情报措施的土共根据地外，这些日本人在其余地方，几乎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从最开始冯遇祥决定发起同盟军，到他与各方的联络，基本都暴露在了日本的眼中，所以知道苏联曾有插手此事并不算难。

但很显然的是，或许莫斯科拿出了一些资金作为支持，但应该可以确定，苏联并没有从外蒙向冯遇祥提供物资和人员支持的迹象，所以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部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或许是赤露发现从外蒙支援的风险太大，因而直接选择了放弃，又或许是两边并未达成最终的信任，甚至莫斯科不愿因此与帝国爆发冲突也极有可能，毕竟中东路都要卖了，再退几步又如何呢，这些便是参谋部对此的猜测。

“幌子？有意思，松室桑，把你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吧，不许有任何隐瞒。”这时梅津美治郎也提起了一点兴趣，饶有兴致地看了看眼前这位大佐。

“哈依！”松室孝良也不是没有向上级提交过类似的报告，但因为多伦的失败，参谋部对他抱有怨言的人不在少数，败军之将的话语自然不会引起多少关注。

毕竟军官和士兵的损失还能勉强算是小事，可当这件小事发生在那些蒙古王公的代表眼中时，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

说得严重些，这极有可能削弱内蒙实力派对关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