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其他军阀的问题上，苏方先是答应冯遇祥可以从外蒙提供一定军火作为补给，后来却不知怎的又没了消息。

而就在同盟军成立后不久，《真理报》便发表评论，声称：“冯遇祥虽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当这份评论后来被传到土共中央时，只得到了李润石的一句评语：“不知所云！”。

但现实总是戏剧化的，从六月底开始，先是遭殃军对多处南方根据地进行大范围围剿，然后是东北军进攻陕北，这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国内同志的心弦，也让收到消息的苏联变得愈发敏感。

或者说这两年苏联一直都相当敏感，自九一八之后，他们就对日军的行动极其警惕，忧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场景再度上演。

对于日方，苏联首先将本应由夏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直接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以避免与日军的冲突。

随后，苏联又向土共发来指示：“推翻果党统治将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先决条件。”

随即国内也有一些教条主义者，武断地把整个国民党看成是毫无区别的铁板一块。

霎时间各种奇葩言论层出不穷，把果党内各个派别分别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那些发表抗日反常言论，甚至率部抗日的将领，认为他们是打着“抗日反常旗号与常争夺地盘”、“欺骗民众的把戏，实际上是充当帝国主义的“奸细。

而在即使在抗日的果党军队中也必须搞“要兵不要官的“兵运”。

（下面还有，稍等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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