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南地区的识字率，不仅相对于古代标准而言算高的，即便放到之后来看，也足以让人称道，起码胜过民国平均水平是没问题的。

虽说这种比较多少有点“田忌赛马”的嫌疑，但考虑到两者之间四百多年的差距，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

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据程刚自己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得归咎于江南一带发达的工商业和较高的城市化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

老百姓总是最实际的，如果说读书认字不能为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或便利，那么又何必去白费那个功夫呢？

对于当时的中下层人民而言，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几年蒙学，花费确实不小，但只要能写会算，就可以进城当个学徒，至少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这便是最初的动力来源。

而越来越多的识字人口，又带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拉低了受教育的成本，如此只需局势一直向好，便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不存在一直向好的情况，随便一个灾荒或者动乱都可能打破当时脆弱的平衡，偶尔出现的景气时代并不能用来说明今不如古，只能能作为佐证的参考。

实际上，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直通用的，建国后平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那时飞速的工业化，而其中一段时期的增速放缓，则同样可以归因于此。

至于为何土共扫盲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则主要源于对农村基层的深入变革。

拿到平分而来的土地后，农民对土共的支持堪称空前绝后，而随时可能失去土地的压力，也让他们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

当所有人都知道要保卫属于自己的革命果实时，无论做什么都动力满满。

于是这股热潮便被顺势引导，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被集中到了军事领域，但也有不少汇入工业、教育等方面。

尤其是等到根据地日渐成了气候，工厂、学校、医院乃至军队，都对识字人口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于受教育的迫切渴望。

而这些景象，在连一名大学生都可能找不到一份糊口工作的民国时代，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无论个别人再怎么呼吁，甚至亲身下场实践，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眼下闭塞落后的局面。

再说回来，程刚给鲁树人看的调查报告，就详细记载了目前各根据地的文盲情况。

建立且开发较早的湘赣、赣南两地，虽然一直承担着战争的压力，但基础教育事业还是没有落下，如今已经与同地区建国后一到两年的水平大体相当，甚至在某些领域还略微超越。

说实话，这番比较看起来是有些寒掺，毕竟从程刚穿越到槿甘山起，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即便按到达锐京算也有四年多。

但一个战争，一个和平，一个偏远山区，一个全国协力，确实是没得比的，程刚的金手指再厉害，也变不出活生生的人来。

“如果这些数据没错的话，你们的路子，想来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罢。”

快速读完《漂海录》之后，鲁树人又看起了程刚给他的调查报告，最后忍不住发出了这般感慨。

眼下红色根据地的发展速度，相比于建国后的三十年自然是远远不如的，可凡事都怕比较。

民国的烂，已经是烂到骨子里，烂到但凡有点深远见识的人，都不忍直视，所以在鲁树人才会表现得如此惊异，实在是土共有点太过鹤立鸡群了。

从初识开始，程刚就曾反复提起什么农村路线，对于这些尝试，鲁树人自然都是支持的，甚至还专门询问过，是否需要经费上的支持。

其实鲁树人自己的家底也没有多少丰厚，民国时期文人的收入确实不菲，但相应的花销也大。

就鲁树人而言，他的开销大头主要是接济他人，最近还拿了自己的不少稿费支援左联，所以经费无忧的程刚，自然是直接婉拒了，甚至连医药费没收。

但要说鲁树人从一开始就能够料到，土共会取得多高的成就，这也不尽然。

如今社会各界为了救亡图存，都在尝试着不同的道路，鲁树人从认识上偏向于无产阶级的路线，但也不可能直接预测未来。

因此，当他见到这份超乎其想象的报告时，忍不住发出感慨，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除了文字与数据之外，报告中夹杂的照片也吸引到了鲁树人的注意。

行军途中战士们在背上挂着写了大字的布单，田野上老老少少围在一架黑板前学习认字，还有更多的，是不同穿着打扮的人们在简陋的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实践已经证明了，汉字本身并不是阻碍文化普及的关键，过于繁杂的字体或许算是一种麻烦，但这可以通过简化文字来解决。

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些高高在上的文人和官员，嘲笑底层百姓使用粗陋不堪的俗体字，可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他们不喜欢，他们又算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