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新章（241-244）的这段情节，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我也挨了不少喷，这点首先得认个错，在设计情节时，我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挨打就得立正，这个没啥好说的。

当然我肯定不会接收某些书友的个别过激评价，说实话有些盖帽子之嫌，不仅难听，而且也不符合事实。

为了避免更深的误会，我已经修改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主体并没有大的改动，但在整体思路上更加偏向于情节的本意，不至于导致过多的误解。

从最初的纲要来说，对于杀不杀张，我确实没有设计好，当时的计划分了两条，一个是明正典刑，一个是流放之后再安排些受折磨的情节，最后再死。

但很显然，后者其实是违背小说写作规律的设计，毕竟好不容易铺垫了这么多，结果还把这个反派留在那恶心人，实在太过影响全文的节奏和爽感，说得难听点，就是在膈应人。

这点确实是我的问题，所以在书友们反映过来之后，我就召集了不少有意见的书友一起来讨论，其实只要大家不说什么过激过火的话，大部分建议我都是能听进去的，尤其是在大家这么多人都在讨论此事。

我又不是那种独裁者，灵顽不灵，该听取的意见肯定能够听进去，以后也欢迎大家多多批评，多多建议，就是语气还得麻烦手下留情(￣e(#￣)。

最后再解释一下为何设计这些情节，其中的思路来自于三个方面，一个是下面这段资料：

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彪聊道：“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江，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人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

陈先生称张国彪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张国彪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江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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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张国彪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李润石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张国彪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李润石主席”，下署“张国彪拜上”。

正文不长，大意是：李润石主席并刘绍齐书记、伍翔宇总理：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夏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夏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

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投机分子实证）

新华社香江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土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

两三个星期后，刘绍齐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彪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绍齐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彪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彪。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彪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夏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关于张国彪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李润石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彪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彪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李润石的视线。土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彪，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在香江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张国彪决定迁居美国，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张国彪在养老院病逝。12月5日，张国彪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张国彪死时，按虚岁是83岁。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张国彪的性格特点，所以在文中我也没有什么给他粉饰的想法，和所有书友一样，我肯定是发自内心地唾弃此人。

但是在情节设计上，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局势上有些生搬硬套，未来可以饶过，但并不代表现在可以饶过，两者的环境大不相同，所以直接搬过来必然会犯错。

还有一个则是伍翔宇设定的特科规则，这个正文里已有解释，就不再多说。当然这条也存在一些问题，特科毕竟作为地下工作者，自然要遵循一些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走向恐怖主义，这是典型的自绝于人民的做法。但是，对于已有确定证据的叛徒，即便已经没了危害，也并不怎么适用这个说法，因此不能强行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