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七月底，常凯申亲任剿匪总司令，于洪城行营举行了一次剿赤会议，同时委任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

全军兵分两路，何应钦统领左翼集团军（共计9个师），从南城地区向匪区实施进攻，寻求赤匪主力决战；

陈铭枢率右翼集团军（共计8个师），从集庵、永丰、乐安方向深入匪区，实行“进剿”。

同时，在洪城、樟树、集庵等多处机场，果军又部署了空军六个编队，用于支援掩护左、右集团军作战。

——此时金陵政府总共才建立了七支航空队，每队15至20人，八九架飞机，因为之前在剿赤中的损失，其中三成人员又是刚从东北军‘借’来的。

至于其余大军，有的坐镇后方作为总预备军，有的在闽赣边境，防堵红军东进，有的沿赣江布置，负责清剿匪患，维护地方，并拦阻赤匪通过赣江联络。

另外，为了防备仍然盘踞在洛肖山脉的鹏匪（红三军团）干扰，常凯申又特地下令何剑，调集了数万湘军再次进剿槿甘山。

是以从湘东到闽西，漫长战线上可谓是布满了常公的兵力，即便如此，常凯申仍觉得不够保险，部下临行之际，他又特意交代道：

“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

除去冒充红军的招数外，考虑到匪区当中广泛的群众基础，为了避免重蹈前两次围剿的覆辙，常凯申又想出了别样的歪招：

“对匪巢只有焚烧，才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每区约焚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若非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山地，受眼下江淮水灾的影响不大，常凯申可能还会想出水攻的招数。

事实上，不久之前，因为长江洪水泛滥的缘故，湘鄂西根据地就一直在四处堵漏并加固东荆河堤，力图在东起彭场、西抵总口、南至峰口、北至仙桃的区域根除水患。

结果听闻匪患的果军，不仅不在驻地救灾，还趁此机会，进袭正在防汛抗洪的苏区干部与群众，甚至丧心病狂地在监利上车湾掘堤，妄图“水淹匪巢”。

总的来说，基本没必要对这些反动派抱有任何的期待。

八月十日，随着左右两路大军纷纷进驻，第三次围剿的部署正式完成，当夜常凯申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

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

只不过，他估计根本意想不到，红军这边对果军的绝大多数行动，已经是了如指掌，就连口袋都给人家扎好了。

严格来说，之前的两次反围剿，红军并未作完全的努力，这并非是消极畏战，而是李润石与王凯，在结合了历史资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后做出的有力判断。

虽然在去年时，常凯申就已经被红军北上行动给震住，并且自认为相当重视剿赤工作，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他的重视依旧还是浮于表面。

毕竟以果府的行政效率，其情报工作至今还是停留在依靠土共叛徒和土共地下党的层次。

所以即便是吃了不少败仗，也收到了手下送来的诸多战报，可这些废柴依旧没有意识到，如今的赤匪，早就不是多了几杆枪能形容的了。

当然，像程刚这样的存在实在是惊骇世俗，确实很难有人能想明白，而按照常规思路去猜测，再高看也达不到红军的底线。

另外，财政和兵力上的困境也是原因之一，刚刚打完中原大战，哪怕是借钱，想要将借来款项购买军械，再拉出壮丁训练成伍，那也需要一定时间来准备。

所以前几次真正投入到战场当中的遭殃军主力，最高时也不到10万，其余的大多是用来滥竽充数的地方军阀，而这些部队打打顺风仗倒也罢了，对阵让他们屡屡吃瘪的红军，实在是上不得台面。

于此同时，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中的这半年时间里，红军或者说土共，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当要命的转变时期。

高层之间的斗争，白区干部和苏区干部之间的融合，以及整个基层组织的培训，都是一个个艰巨且庞大的任务，在未能做好充足准备之前，即便打了再多胜仗，也很难有条件去消化。

如果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当中拼尽全力，和当时的十几万大军斗个你死我活，当然可以获得最大胜利，无非是代价多少而已。

但是打完之后，付出偌大的代价，如果不能及时扩张根据地，经济上便很容易陷入困境，而过度的扩张，又很难接住敌人下一轮的进剿，自身的干部队伍也承担不了如此繁重的任务。

所以之前的两次胜利，红军虽然也是大张旗鼓地作了宣传，上上下下都对此振奋不已，但少数几个高层干部非常清楚，那不过是把人打疼打退了而已，真章还是得看第三次。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