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从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37年全面侵华，中间相隔近六年的时间，为何不长不短恰好是这么久，这背后自然有内外诸多因素。

最直接的诱因或许是36年的二二六事变，此后整个日本的中枢由此陷入狂热而毫无理智的军国主义氛围，随即一发不可收拾。

而再往前看，发动此次叛变的皇道派，代表着当时日本国内，对现状愈发不满的中下层青年军官，其势力的发展壮大，也意味着日本文官阶层的愈发势弱。

例如32年的五一五事变，这个在两条时间线上，都差不多同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这一转变的写照。

随着首相犬养毅这个著名知华派被暗杀，日本的政党政治从此一命呜呼，之后的日本内阁永远“举国一致”，唯军部马首是瞻。

说起犬养毅之死，其实也恰好佐证了一点，如果一个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哪怕并没有超越多好，对他个人而言都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国度里。

作为日本政府里少见的知华派，犬养毅认为夏国内部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日本在夏国的作为太过激进，只会把夏国逼向赤化和联苏的道路上去，而这才是对于日本最大的威胁。

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犬养毅嘴上说着一套，私底下却派派人去往夏国找常凯申和谈，基本条件是日本承认夏国的东北主权，但是要给予足够的利益保证。

可常凯申还没来得及点头，消息泄露之后，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就群起反对，结果不了了之，没过多久犬养毅也被暗杀了。

所以在33年底的时间点上，日本对华的战略基调始终都是侵略，无非或早或晚而已。

此次提到的松室孝良与关东军参谋部之间的冲突，也仅仅只是工作步骤上的分歧而已，前者所制定的计划，将来还很可能会由关东军的其他人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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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如此，松井太久郎也不可能在这个关头与松室孝良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他隐隐也有猜测，参谋部的消极应对或许只是暂时之策，一旦后方稳定，迟早还是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

毕竟上头发下来的指示已经讲得很明显了，“力戒无视国际情势的露骨的活动和惹起内外视听的急进措施”，其施策着眼点要放在“经济文化方面”，“军队工作要隐密进行”。

说白了，就是眼下有些消化不良，先缓一阵子，等后头消化得差不多了，再谈后头的事情，至于就此打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松室孝良也能猜到，自己大概率不会就此沉寂下去，两人沉默了一阵后，还是多少恢复了些许精神。

“其实调去齐齐哈尔也不错，听说那边的反抗很是激烈，参谋部对此多有意见，我或许也能发挥些许作用吧。”此时已经结束了政治商谈，进入闲聊时间，松室孝良的语气也跟着放松了不少。

过去这些年，松室孝良作为派驻到夏国的情报员，一直在冯遇祥的西北军中做事，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夏国经验，但对于后方的事务，难免缺乏了解。

如今满洲国已经成立一年有余，日本人普遍将其视为自家的殖民地，不仅投入了大量资源，同时也需要不少精通夏国文化的本国官僚，对于松室孝良而言，未尝不是一次机会。

而且关东军参谋部反对他的理由也很明确，满洲国内部不稳，必须暂缓脚步，那么松室孝良也想搞清楚，后方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确实如此。”松井太久郎一边喝了口清酒，一边点头说道：“马占杉这个土匪着实可恨，居然把我们全都骗过去了，哪日若是抓到了他，千刀万剐也不过分！”

九一八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也并非一帆风顺，奉天城是他们最先拿下的地盘，之后几个月里，关东军便沿着南满铁路，一路由南向北逐步吞食。

对于关东军来说，二期目标吉省解决得也很快，9万东北军在省主席熙洽的带动下纷纷投敌，剩下的也是逃的逃，散的散，尤其是那些曾在日本留学过，又与张汉卿有着过节的士官派军官，基本没做什么抵抗。

但三期目标黑省的进度就有些慢了，驻守在齐齐哈尔的马占杉部，便是当时兵力最多，抵抗最为激烈，也是对日军杀伤最大的一支部队。

31年11月的江桥大战，更是夏国军队对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着实鼓舞了当时夏国人民的士气，只是马占杉部也因此损失惨重。

此战之后的几个月里，则是马占杉压力最大、思想最彷徨和迷茫的时候，虽有大量爱国青年纷纷来投，但他始终没有得到来自果党和张汉卿，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

最紧迫的时候，弹药消耗已经到了极限，新兵没有枪支、没有子弹，甚至要拿着木头枪参加日常训练。

还好期间遇到了转机，也正是在这次转机之中，马占杉下定决心佯装降日，为部队争取喘息和转移的机会，不久后便设法潜伏至了黑河一带再举义旗。

当然，马占杉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