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拿过来的打字机，自然不可能是半世纪后应用了芯片技术，可以直接存储汉字字库和输入法，并使用qwer键位的中文打字机。

毕竟那玩意实在是太过黑科技，哪怕再过二三十年，以当下的技术发展速度也很难模仿出来，甚至很可能连其中的一些关键细节都理解不了。

在电子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三四十年代，机械操控仍然是所有设计的主流选择，或者可以算是唯一选择。

所以程刚拿出的第一台机器，便是最为传统的英文机械打字机，19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市场，到了眼下的20世纪初，打字机在整个欧洲、美洲的办公室里已是平常之物了。

这里必须得要承认，在打字机这一机械发明之后，字母文字确实拥有了快速输入输出的方法，这一进度，相比于以汉字为代表的象形文字，早了差不多一百年。

不过，对于从后世而来的现代青年程刚而言，这点代差基本可以说是无感的，因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彻底将其抹平了。

只是如果放在一切仍方兴未艾的民国，各番感受自然大为不同，哪怕是程刚自己，有时候也得饱尝大量书写汉字的痛苦。

不不像现代，即便程刚个把星期乃至数月不碰笔，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不会有任何障碍，至于由此带来的书写退步，就另外说了。

当然，英文打字机这玩意在国内毕竟还是不太常见的，而且价格确实不菲，加上懂得英文或其他字母文字的人也少，所以程刚拿这玩意过来，无非就是给对方试一试而已，或者说，仅仅是做个展示。

果不其然，鲁树人对于第一台机器的兴趣寥寥，其实在今晚程刚提出要送他打字机的时候，他就觉得并没有这个必要。

一方面，现在鲁树人手抖的毛病并没有多明显，若是想要写字总还是能写下来的，也不会太过影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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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自从进入30年代后，鲁树人的作品就主要以短篇杂文为主，基本很少涉及中长篇内容，所以写字负担并不算大。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于程刚的这些小动作，更像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旁观，看看对方今天又会整出什么新花样来。

类似的事情在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就时有发生，程刚总是会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时乍一看上去，似乎毫无头脑，但事后一回想，又觉得挺有意思。

因此鲁树人给程刚扣上一个喜欢“故作神秘”的帽子，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

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

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

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与打字机相比，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求柏编写的之后。

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平时私交也是极好，历史上瞿求柏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传下了不少佳话。

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

回国后，瞿求柏又与吴玉漳、林伯衢等同志，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后世将其称之为“北拉”（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

只不过，瞿求柏的“北拉”方案正式出炉时，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不断向外推广，已经逐渐有了成效。

相较之下，“北拉”方案因为过于激进，本就不受程刚支持，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见到鲁树人的动作，程刚轻笑着说道：“这本书是求柏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在我看来，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

客观地说，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

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

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而夏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都会试图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