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毫不客气地说了一通，鲁树人也当他是在发泄情绪，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给对方重新倒了杯水。

而程刚则似乎是一时说得有些兴起了，猛地喝了口水，然后拿起那本“北拉”书讲道：

“再进一步说，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从早期推广时的便利性上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

毕竟这玩意不标声调，也不以某一地区方言作为基准，可以用拉丁字母随时随地拼写各地的方言。

这种文字形式，相当于是绕过了方块汉字，普通老百姓只要认识几十个字母就可以读、写，而不需要去认几千个汉字，但为什么我不认可它呢？”

历史上，瞿求柏虽然早早就牺牲了，但是延州时期还是有不少人尝试过推广北拉。

在吴玉漳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州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而且也确实有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

只不过因为当时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等到全国统一之后，拉丁化也曾有过争论，但已经不再占据主流。

而在这时，因为程刚的影响，不仅瞿求柏本人安安全全地来到根据地内工作，而且各地之间的通讯来往也方便不少，所以推行这套方案的意见一度多了起来。

程刚为此自然也没少与人争论，这次他在来申海之前，就曾路过赣浙边区，恰好碰上来此调研的瞿求柏。

针对这个问题，两人硬是又扯了大半夜，最后瞿求柏也拿程刚没办法，听说对方要去申海，便送了这本书让他给鲁树人带去。

“我和求柏同志也说了，必须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视野不妨看得更长远一些，将汉字拉丁化或许能够解决一时的推广问题，但肯定是后患无穷。

华夏的大一统文明为何能够存续千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所以别看现在各地口音多有不同，但基本的交流很少出现障碍。

正如《漂海录》中所记载的，作者崔溥都不是夏国人，更不会说汉语，但他无论到了哪里，只要写出汉字，总能找到当地人与他交流。

可若是大家都依据各自的方言用着不同的字母组合，相当于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割裂。

如此强行推行下去，甚至可能造成如欧洲那般，鼻屎大的地方，割得四分五裂的局面，真要是如此，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

显然，程刚说着说着就有些说嗨了，幸而鲁树人并未与他计较，听完一通牢骚后，两人又随意聊了一会，程刚便如过去几次一般，再次于深夜离开。

隔着窗户，鲁树人望着程刚消失在夜幕之中的深夜，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低头研究起了对方最后给他展示的礼物。

这是一台中文打字机，或者严格来说，其实是一台缩小版的活字印刷机。

底部是一面可以四个方向活动的大字盘，上头装满了细小的铅字，正前方则是一个圆柱形的滚筒，用来固定纸张。

根据程刚的说明与演示，移动字盘选字并对准活动臂，然后按下手柄，活动臂会取出铅字戳到绷紧在滚筒的蜡纸上，完成整个打印过程。

鲁树人其实也见过类似的机器，十多年前就由商务印刷馆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而出，并一直在不断推广。

如此一块字盘，大约可以存储两千四百多字，另外还有备用字盘用于储存生僻字。

显而易见，此类操作的效率自然是极其低下的，一分钟打上四五十字就已经是极其熟练的能手了。

好在这机器可以用来制作蜡纸，然后再由蜡纸油印，达到一份印制多份的效果，所以逐渐也在市面上推广了开来。

中文打字机最麻烦的地方就在其过于庞大的字库，动则六七千的汉字若是以机械实体的形式储存，难度肯定是不言而喻。

之后林语堂所设计的“明快打字机”就面临了这个问题，为了实现如英文打字那般，使用少数按键精确定位汉字的效果，相应的机械设计不得不变得极其复杂，以至于高昂的制造成本使得机器毫无推广应用的价值。

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等电子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可以在芯片中存储庞大字库，并搞定相应的输入输出难关之后，才有可能消除中英文打字之间的代差。

历史上，存储问题是七十年代全球半导体技术的飞速进步解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选院士解决了中文字体的压缩与显示算法，至于输入方面，早期最大的功臣，当然是发明了五笔输入法的王选民老师了。

而在此之前，就必须使用人脑替代电脑的思路，通过人力完成汉字的检索过程，中间自然是要损失掉一些效率的，不过为了尽可能地缩短检索时间，也可以采用一些特别的技巧。

鲁树人对于打字机本体的兴趣倒是不大，毕竟这玩意的原理他早有接触，倒是附带的一本名为“五笔打字”的册子，他看得是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