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看过统计报表，今年秋收鄂豫皖各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尤其是尹山县，大多数地区水稻产量增加了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了五成，听说还出现了‘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奇景，这说明我们的土地改革制度确实显现出了相当的威力。

但是我们同样也清楚，丰收的背后，除了土改对于农民劳作积极性的促进，以及少部分铁质农具的投入外，天时的作用也是无法忽视的，可话说回来，谁又能保证接下来的几年里就一定会风调雨顺？所以未雨绸缪才是关键。

更何况，现在距离明年的秋收还有至少10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以往的经验，期间我们至少需要击退敌人两次以上的进剿行动，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效果同样需要提前考虑到位。

因此我敢断定，到了明年，鄂豫皖必然会面临一次粮食危机。

于是问题就来了，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稳固现有的地盘，但与此同时，又应该怎么做些什么来应对后续的粮食危机，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就在程刚与许、徐二人彻夜长谈后的第三天，他又参加了鄂豫皖特委的一次临时会议，同时在会议上再一次阐述了自己对于根据地后续发展的设想，并给反过来给众人提出了要求。

实际上，之所以会召开这次会议，背后与程刚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之前李润石已经在鄂豫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而且在红一军团离开之前，大家也有过类似的碰头会议，基本上确定了大概的方略。

但是在不少细节上当地同志还是存在各种分歧，只是李润石的时间有限，自然不可能留下来一一解决，所以仍然遗留了不少首尾，而程刚马上也要离开，大家便希望能够在此之前尽量商议清楚。

在诸多问题当中，摆在第一位当属后面一年的发展战略，到底是扩张还是守成，具体而言，现在确实是吃撑了，但迟早还是会消化干净，而等到消化完后，是考虑保持现有节奏，继续扩大农村根据地的范围，还是继续向内深耕，维持当前边界，这里其实还有挺多的不同意见。

一部分同志认为半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消化现有的果实，等到击退了敌人的攻势，便可以开始谋划下一步的扩张，哪怕不打城市，多占据几处平原地区，也可以大大缓解现有的困境。

而另一部分同志认为，现在红军对于地方的掌控还远没有到完备的地步，想要实际消化到手的地盘，可能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在此之前，只有深耕发展生产力，从现有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粮食，才能保证后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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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虽然存在分歧，但具体的讨论其实也没有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而且在程刚眼中，当众人把目光集中在此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默认了放下所谓的城市战略，转而开始考虑如何走好农村路线。

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毕竟鄂豫皖的干部当中，其实有不少还是申城派来的同志，这些人在思想上肯定更加倾向于中央的城市策略，虽说近期李利叁同志已经消停了不少，但想要彻底扭转先前的惯性，还是要付出大量的努力。

好在终究还是争取过来了，而且伍翔宇也马上就要回国，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话语权，继续清除剩下的隐患并不算太难。

不过千人千面，哪怕是确定了要从农村入手，那也可以分出不同的思路，而这些分歧的背后，归根结底又集中到了一点上，那就是粮食，眼下程刚的发言正是围绕此处。

而在抛下疑问让众人思考之后，程刚则拿着一口搪瓷茶缸狠狠地喝了大半杯，接着继续说道：

“李委员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之前没有在这里长期工作，因此具体的解决办法我肯定是说不出来的，只能凭借先前的经验大概说些思路，在这里就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吧，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自古以来，耕与战都是被放在一起讨论的两个概念，虽说这次召开的是特委会议，没有着重强调军事问题，但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绝不能将这两点机械地分割开来看待。

进一步讲，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普遍联系引起事物的运动发展。

而在我们的革命事业当中，耕与战是联系得最为紧密的事物，而且正是这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成为了我们后续工作的主旋律。

具体而言，我在这里把军事与粮食的联系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后续阶段的军事行动中，果党军队及反动民团的很可能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烧抢，从而造成苏区粮食的严重损失。

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里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烧杀劫掠，正是使群众弄得没有饭吃的原因，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反动军队及民团来苏区破坏，那么苏区的粮食虽不能多余，可大概率也是够吃的。

但很显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点影响的存在，要清楚地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