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社会散漫、凌乱的作风，实在和工厂的纪律搭不上边，即便是推行了相当严苛的军训制度，也存在大量确实不适合工作的人员。

那么这些人又要如何安置，简单地淘汰肯定是不行的，这些雇农、手工业者大多是羡慕工人阶级的地位，所以放弃了原有的土地、工作而来，没得完善的处理程序，后面群众有了顾虑就别想招收新人进来了。

所以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程刚在群众调查中了解到了这个问题，这才反应过来应该设法推行相关配套措施，一方面严格新工人的准入条件，另一方面妥善安置这些被淘汰人员返工复业。

但想要做到这两者都不容易，各个工厂本来就缺人，而且因为程刚的大量投入，其扩张速度远超乎自身培养人才的速度，必须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员进行补充。

而妥善安置也不是那么好办的，让他们重新务农就必须分配土地，回到手工业就必须安排岗位，可但凡地种得好的，手上有点技术的，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反过来讲，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自然也不用多说了。

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后世的“精准扶贫”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在李润石的指导下，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尝试解决办法，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

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撑起了不小的架子，所以才会遇到这些“幸福的烦恼”，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

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设想上确实不错。

可根据程刚的了解，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强行上马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

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许多生产是荒芜了，木子(梓)无人收，山林无人禁，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

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吸取了这些教训，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

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

当然了，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

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眼下其实还有一个“富农主义”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程刚自然也少不了。

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并蒙受巨量损失，不然的话，别说富农了，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

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

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总而言之，这些不成熟、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即便有了程刚坐镇，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

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

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程刚也只能甩出“你在教我做事？”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