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条件较之申城居然还要更有利一些，所以这个限制条件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

当然了，通讯的问题只能算作次要考虑，最重要的应该是安全性。

当初常凯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央驻地被临时转移到了江城，就是因为党内不少人寄希望于，汪精伪这个果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能够与土共继续合作，但很快宁汉合流就给他们打了狠狠一巴掌。

所以接下来中央就不得不迁入申城，依靠这边租界的特殊性确保组织活动的安全，虽然说起来有些耻辱，名义上掌握了夏国政权的金陵政府，根本就没法把手伸入洋人的地界当中。

即便他们想要抓人，也得依靠巡捕房先把人抓住，然后再转交到果党手中，这其中就给土共留下了不少的操作空间。

但这样的做法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奈之举，除去少部分艺高人胆大，以及一些完全不在乎暴不暴露的人士，大部分同志在租界当中都必须谨言慎行，时常心惊胆战，说得难听点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若是只有少量地下党的人员如此也就罢了，但一个党最核心的若干机构，从上到下全都长期处于这种水深火热的憋屈状态之中，正常人都知道肯定受不了。

这里面，党员们的觉悟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换成是果党那些家伙，那么诸如顾瞬漳这般的例子，怕是刚刚转移到租界还没几天就会爆出来，但土共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了数年之久。

但话又说回来，现实的压力还是让很多人急于改变如此不正常的状态，只不过限于时代的眼光，党内主流意见始终是希望能够尽快占领一处核心城市，最好能够沿海，以复制先前北伐的成功案例。

比如三年前的洪城起义，最开始定下的目标就是带领部队南下粤省，哪怕不能夺取羊城，也要占据循江。

只可惜不止洪城起义军大部分先后溃散，就连好不容易发动的羊城起义也在果党和列强的干预下惨遭重创，最后两边余部合为一处，即王凯带上槿甘山的那支部队。

所以说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前人（常凯申）走完这条路之后，第一反应肯定是首先把路给堵死，绝不给后人留下任何机会。

但党内不少同志始终没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到今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同样也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延续。

当然了，哪怕是已经接连受挫，能够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并且敏锐发现应该转而从农村出发的同志，到底还是少数。

再加上一直以来留在申城也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像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般，不少人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维持现状，然后多试几次。

可问题是局面在11月底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

红一军团从九月份开始由赣南北上，先是围攻洪城，而后联合鹏石穿的红三军团在湘鄂边界大闹一场并成功渡江，接着又在鄂豫皖闯荡出了一番声势，如此种种确实给当时尤为沮丧的党内同志打了一针强心剂。

当时伍翔宇恰好回国，正好碰上各大报纸开始报道此事，也为他接下来的整顿提供了不少威信力。

但麻烦的事情（至少在申城这边看来）还是发生了，为了保证回程渡江的顺利进行，程刚极为大胆地击沉了两艘列强炮艇，甚至还俘虏了好几十个洋人水兵。

自从被打开国门以来，这般“战绩”简直是空前未有，于是很快就引发了全国的轰动，哪怕洋人和金陵政府极力掩饰并严加封锁，也根本挡不住各种小道消息的传播。

但问题是提气归提气，包括党内的不少同志问讯后也是精神一振，可这次丢完里子又丢面子的英、日两国，恰好就是申城租界尤为强盛的两大势力。

虽说中央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公共租界（由英租界转变而来）和法租界，可在对待赤色分子的问题上，这些列强的屁股还是能坐到一起去的，所以很快中央机关的生存环境就遭到了严峻的考验。

当然了，程刚的行动肯定是早就跟伍翔宇通好气的，所以后者为了安全起见，早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虽然难免承受了些许影响，但整体损失并不算太过严重。

甚至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一部分同志转变观念，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当时确实有一批人离开了申城，其中大部分都去了中央苏区。

不过暗地乃至明面上的异议、怪话，肯定也是有的。

毕竟闯下名声的是红一军团，可承担代价的却是申城中央，而且双方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本来就存在不少摩擦和矛盾，之前他们让李润石出兵，硬是不肯，结果等申城的计划近乎宣告失败，那边却开始动了起来，简直就是活生生地打脸。

可话又说回来，当初本就是这边决定要截断长江商路，而且还下令江边的红色武装采取行动，甚至做好了要与列强坚决斗到底的准备。

所以除去少部分人暗戳戳地转变立场，迅速从激进左倾变为保守右倾，然后开始指责伍翔宇之外，其余同志还是能够勉强接受这个结果的。

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