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51位面的穿越元年，刚刚完成第一阶段的北伐任务之后，常凯申就彻底撕下了脸皮，对土共还有果党内部的左派举起了屠刀。

那次反革命政变，从上层角度来看，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是左右两派的矛盾。

而在下层的角度上，因为土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而这些封建家族中又有不少人与北伐军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大部分军官基本都是地主出身。

与之对应的，一度在乡村地区掌握话语权的农会以及负责领导的土共组织，武装力量却尤为薄弱，枪杆子握在别人手上，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自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也是那年，在经历了惨烈的牺牲之后，土共方才领悟了需要握住枪杆子的道理，于是便有了之后的多次起义。

白色恐怖期间的湘省，自然也不例外，其中何剑就属于反共先锋般的人物。

靠着对土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大肆屠杀，甚至喊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口号，军阀出身的何剑成功保住了自己的军队和地位，并且还兼任了清乡督办署会办的职务，进而掌握住了湘省大部分的地方民团武装。

但是，也恰恰是因为何剑手中兵权如此雄厚，他这个公署会办的存在自然引起了时任湘省主席鲁迪平的警惕。

感到大权旁落的鲁主席处心积虑地想把何赶出督办署。（之前错误已修正，何剑是在接下来的斗争中上位湘省主席的，此时的湘省主席还是鲁迪平）

因此，当湘赣边界的红军力量日益壮大，引起两省以及金陵政府极大的威胁之时，鲁迪平正好顺势而为，推荐何剑代他为“湘赣会剿总指挥部”总指挥，然后顺利将此人暂时踢出了湘省。

期间何剑当然也不傻，他以筹集军饷为名拖延时间，思索反击的对策，但鲁涤平又干脆来了一招釜底抽薪，直接把清乡督办公署撤销，另设立军务科以掌握地方武装，同时将清乡督办公署的全部人员移给“会剿”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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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有了这位代总指挥剿匪之行。

可以说，除了在对付土共和工农群众上这些人还能勉强保持一致外，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内斗不断，无论是何剑还是鲁迪平，本质都是军阀出身，只要靠着手下的军队就能够掌握起一方政权，这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除此之外，在鲁何两人的背后，又有常凯申与桂系之间的斗争，何剑虽是湘军出身，却一向效命桂系，并且还想借助桂系势力夺得湘省的统治权。

而鲁迪平，则想把桂系驻湘部队交由何剑带领派去“剿匪”，借此将桂系部队排挤出湘。

本来在剿匪大局之下，两边虽然互有敌意，但还能勉强合作，可在去年（穿越二年）年底之时，常凯申以北伐已经结束、军队素质参差不齐、需要裁减军队、减轻财政负担为由，搞起了削弱别人，壮大自己的把戏。

其中第一把刀，就恰好砍到了桂系军阀李宗人的头上。

话说常委员长当然清楚这些军阀头子不会坐以待毙，所以作为常桂双方势力交界的湘省，也就成了新一轮混战的角斗场。

为此常凯申暗地里在湘省内培植亲信，希望借此夺取桂系控制的地盘，甚至还主动将大批枪械从金陵取道赣省接济鲁迪平。

在这个混战的年代，所有的政治斗争，最终的表现形式都只会是战争，因此当何剑收到相关的情报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对于军阀而言，兵权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维持住自己手下的部队，以保证由此延伸而来的权力。

所以，一旦何剑在围剿赤匪的过程中伤筋动骨，并且未能积极参与接下来的争斗，那么迎接他的必然是地位的大幅度下滑乃至退出政坛，这湘省的舞台上怕是都没得他的位置咯。

一个是未来的潜在隐患，一个是眼前的迫切需求，如何选择自然不用多说。

红军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块硬骨头，若换在其他时候，这些军阀也不是不可以再来杀上几轮，可眼下马上开始的内斗，使得他们必须想办法撤出这个泥坑。

就在何总指挥已经在考虑撤军的同时，红军这边实际上也没有好受到哪里去，惨烈的斗争形势一方面极大地激发了众人的反抗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消耗了己方大量的有生力量。

毕竟本来就是敌我悬殊的局面，靠着山上山下两支红军的密切配合，以及根据地百姓的强烈支持，方才取得了若干阶段性的胜利，确实只能说是一场难得的奇迹。

但代价是不可能不存在的，甚至只能用惨烈来形容，无论是红军还是地方，都为了抗击敌人而付出了不小的牺牲。

比如之前抄小道下山反击的分队，靠着精锐的装备和出其不意的突袭，在开始的战场上占了不少便宜，并且顺利扰乱了敌人的部署，为山上守军的反攻创造了机会。

但因为敌军人多势众，加上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