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明明王监国二年的新年到来的时候，聚集在南京城内，准备参加二月初一举行的科举大比的六省举子，还有同样来自江南、江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这六个省的咨议官们，已经陷入到一场关于均田还是包税的大辩论之中了。

别看陷入大辩论的总人数并不多，六省考生总数就一万四五千，常驻在南京六省咨议人数更少，不过一百多人。但是这些人可是整个新大明社会的知识精英！

虽然他们的知识在朱和墭看来有点偏科，都需要好好上一上补习班！但朱和墭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依靠的官僚还得从这一群人当中出。

毕竟新式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朱和墭几乎是从零开始办新学的，连最基本的教材和少量可以传授新学的老师都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他不得不亲自动手编写教材，亲自教身边的少年兵数理法（法术学）方面的知识。

后来得了个贝老师才算有了个助手，贝老师接受过西学教育，精通拉丁文，数学也很不错——不是学得有多深，而是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且自己也入了门。所以她能很快地掌握朱和墭编写的小学数学教材，还能自学中学数学教材。。

而在她吃透了《小学算学》这本教材之后，朱和墭就让她当了“宫廷小学”的数学老师，让她负责给一批潮州朱家出身的少年侍卫上数学课。

再到后来，朱和墭又通过广州科举搜罗了到了几个“学贯中西”的人才，如屈华杰（屈大均的从子）、方中通（方以智的儿子）、方中履（方以智幼子）等人，由顾炎武领着他们在广州海珠大学里面自学朱和墭提供的教材。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朱和墭又把他们调到身边充当侍从大臣，方便亲自指点他们学习。

另外还有一些在陆军学堂和海军学堂当中成绩优异的学生，也被调到朱和墭身边当了侍卫，他们同样在朱和墭的指点下自学朱和墭编写的中学、书院（专科）或大学教材。

但是朱和墭的事儿实在太多，根本抽不出多少时间来带学生。所以这些人的进步都很慢,直到莱布尼茨的到来，才算有了一个可以给侍从大臣和侍卫们上课的好老师。

可莱布尼茨学问再大也就一个人,能带几个学生？而且他教得不是一科,而是数学、物理、法术、地理、历史（西方历史）、哲学（西哲）全都得来！

所以现在海珠大学、金陵大学这两所高等学府虽然已经开出来了,但是却苦于没有老师，只能一直采取自学为主的方式培养人才......这新学真的要大起,恐怕还得再等上些年。

而在新式人才大量被培养出来之前，朱和墭就只能尽可能地用好这些旧时代的精英了。

而且这些旧时代的精英当中，没准也藏着一些对新学相当有的人物呢？

毕竟现在距离前明末年那个思想自由、西学东渐的时代也不算太遥远啊！

而朱和墭举办这场科举大比最主要的目的,则是想从中挑选出一大批比较得力的官员去推行江北、江南、江西、浙江四省的均田。

所以在正式的大比开始前搞这么一场大辩论，让即将踏入大明官场的未来官僚们深刻了解均田制的好处和包税制的坏处，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这场大辩论的正方当然是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颜元、屈大均、罗文藻这些大明朝廷的“御用嘴炮”了，朱和墭本人有时候也会在百忙之中抽空出来，在《儒门旬报》上发表文章,鼓吹均田,抨击包税。

而大辩论的反方则是周培公和李光地,他们则是假《儒门旬报》为阵地,发表文章反对均田，鼓吹包税，而且还喊出了“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口号。

除了双方的旗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之外，真假《儒门旬报》从明王监国二年十二月开始，就开始接受读者投稿——读者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

其中真报的投稿直接送去南京内城的儒门事务堂即可。

而假报的投稿地点则是咨议会设在南京内城中的事务堂，咨议会事务堂外面有一面告示墙,原本是用来贴咨议会公告的，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个头，把投给假报的稿直接贴在那儿。周培公则会派人去那里抄写，拿回来后印在假报上发行出去。

因为双方的辩论太过激烈,投稿实在太多,所以真假《儒门旬报》都从“旬报”变成了“日报”，发行量全都大增。

聚居在南京那一万多名考生,几乎每天都是一份“真报”一份“假报”地买。而为了进行区分,周培公干脆让人在自己的假《儒门旬报》上的报名前公然印上个“假”字。

而且由于“假《儒门旬报》”的发行量比真《儒门旬报》少了一大截，所以一直是供不应求。因此这个“假《儒门旬报》”的售价也更贵,每份的零售价达到了十到十五文钱......这个公开假货居然卖到了比真货还贵的地步，这也真是独一份了。

因此当大明监国二年的科举大比将要开始的时候，周培公和李光地这两个反贼已经因为发行“假报纸”而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