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听一位中医医生痛斥某些“中医”“医生”是谋财害命，这种感觉实在是有些特别。孙立恩一直以为，这种话题他只能在某些对中医极其不屑的西医同行嘴里才能听得到。

在孙立恩的认知中，中医是一门内部比西医隔阂和区别更大的医学门类。在西医领域中，一个医生很难判断出另一个不同科室的医生所做出的诊断是否正确。而一名中医，很难在没有相关文件的情况下判断另一名中医是正经同行还是骗子。

没想到付医生直接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管中医西医，看的好病就是好医。”付医生非常认真的说道，“像那种自称是医生，但是却让患者别听医院的来找他看病……把这些人全都枪毙了也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的！”

“这话也就您这种自己是中医的能说。”孙立恩苦笑道，“我要敢说这个话，能被互联网上的那些闲人活活骂哭。”

“真不知道那些外行人过来凑什么热闹，这是给人看病的科学，又不是什么偶像互撕！”付医生摇了摇头，结束了从这场对话，“我再去看看患者情况——有几个胃口不太好的，我给他们开了点大山楂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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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情况大部分都还不错，这让每天都累到想猝死的医生们心里好受了许多。生活和工作苦一点累一点都不怕，就怕自己辛辛苦苦干了很长时间，但却一点正面的反馈都没有。

患者的康复，家属的感谢，这都是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而今天的新闻，为全国上下，尤其是正在云鹤的医生们送上了一份非常积极的正向反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考察组在首都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考察组外方组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非常诚恳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要认识到云鹤人民所做的贡献，世界欠你们一份情。当这场疫情过去之后，我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云鹤人民——为了感谢他们的付出和行动。很多人都在疫情中经受着苦难，但……但在云鹤，那里的人民经历的是异常的磨难。”

“世界欠你们一份情，谢谢你们的贡献。”

这句“欠你们一份情”的发言，毫无疑问并不是标准的公共卫生调查结论。但这是一位在疫情期间到访云鹤，亲眼看到了云鹤人民牺牲的外方专家发自肺腑的感慨。

任何一个还有基本良知的人，在看到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时，都会发出同样的感慨，并且肃然起敬。不光是为了感激他们，为了保护全人类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更是为了向他们的勇敢致敬。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良知的。这种听上去好像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东西，其实反而是人类这个群体中最宝贵的东西。

作为医疗团队中的外籍人士，伯纳德最近几天的压力一直很大。

无数跨洋采访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而电话那头的美国记者们却几乎并不在乎伯纳德究竟愿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甚至不在乎伯纳德的回答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些仿佛兀鹫一样的记者们而言，他们希望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这一切都是中国的错。

封闭云鹤是中国的错，疫情爆发是中国的错，数万人被感染是中国的错，总而言之说到头来，中国是错的。

他们就需要这样的答案。

伯纳德一开始还没有“理解”这些记者究竟需要从自己嘴里听到什么。他不止一次的建议对方，如果是想获得更加详细的数据和通报，他们应该去直接联系中国的卫生健康部门——那里有更加详细和精确的数据。

作为一名医生，伯纳德本人总是避免在工作中提到“个人感觉”和“感性认知”。这些内容很容易让他感觉到困扰。毕竟，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有孙立恩的本事，只要看一眼患者情况就能给出相应的诊断。

正常的医生，都需要结合自己的主观观察，客观检查的数据结果，以及患者本人的主观专属来综合判断疾病。而伯纳德嘛……他的主观判断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很准确。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知，所以伯纳德才会尽量在工作的时候避免自己的主观意见。

这样的习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那些通过skype和其他方式联系上伯纳德的记者们，一次又一次的用各种带着明确引导性和目的性的“提问”。他们把“人权”和“强权”之类的词汇直接放到了问题里，然后以此为“默认背景”进行提问。不论伯纳德对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他们仍然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在云鹤第一线工作的医生无法容忍强权对基本人权的侵犯”之类的内容写在自己的头版头条。

伯纳德虽然不是那种和外国记者们一天到晚打交道的人，但他非常清楚，这些记者大多数是个什么货色。

只要能搞到“新闻”，他们根本没有底线可言。如果搞来的“新闻”不够吸引眼球，他们甚至敢自己再往里面“填充”一部分故事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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