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猎头，能轻松挖来各种优秀人才。而刘堂春这样的挖掘机，能让目标自己主动往碗里跳。

哪怕孙立恩并没有和刘堂春就此交流过，他也能大概猜到老刘同志让自己跟着胡医生治疗患者有什么其他目的。身为刘堂春的学生，要是连这么一点敏感度都没有，那才叫丢人现眼。

对于有一些动心想要跳槽的目标，孙立恩觉得自己应该尽量掩盖住刘堂春的迫切希望。毕竟他也不知道刘主任对于优秀人才究竟饥渴到了什么地步，愿意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把人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那就有一说一，问啥答啥呗。孙立恩一边附和着笑了两声，一边对胡春波讲了讲自己这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最后总结道，“我也不知道院里现在招人是什么个情况，不过胡医生这么优秀的人才要是对我院的职务有兴趣，那至少从我们院的人事角度上来看，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阻碍的。”

胡春波肯定是动心了，当然，一个有了老婆孩子的医生对于另一家医院动心，当然不可能只是因为“能够不经科主任审核就能使用限制使用级抗生素”而已。让胡春波动心的，是以刘堂春为代表的四院风格——科主任们充分放权，对于下面的年轻医生有足够的信任，同时还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

从四院的角度出发，每一个年轻的医生都应该有足够的成长空间。毕竟科主任作为科内医疗技术最高者，他所能处理的患者类型应该是科内最广最大的。但科主任的本事再大，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四院每天收入的大量患者就算分到了专科科室，数量之大也不是一个科主任就能全部处理完的。

所以，四院的科主任们不光不会试图去限制手下医生的发展，反而会努力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然后为自己分担一些工作量。

但胡春波所在的宋安省脑科医院则和四院的行事风格不太一样。和四院相比，他们……更保守一些。

省脑医院的保守主要体现在科主任的作风上。省脑医院内一共有三个神经内科，四个神经外科，以及两个脑血管神经介入科。这种科室分裂一般只有一个原因——原来的科室里出现了一名也能当科主任的，高年资主任医师或者副主任医生。

两个能当科主任的医生在同一个科室里待的时间久了，那就一定得出点事儿。为了留住人才，也为了不出事，医院只能选择再开一个科室，用于“盛放”另一位能当科主任的副主任医师或者主任医师。

但医院的资源是有限的，能来到脑科医院寻求治疗的病人数量也是有限的。多一个科室，原来的科室势必就会被迫减少资源。也许在神内开到第一个的时候问题还不算太大，但三个神内，四个神外，两个脑血管介入科……这样大量开设分科的结果就是谁都吃不饱，谁都不痛快。

而为了避免再多一个人新开科室来和原来的科室抢饭碗，省脑医院选择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科主任们开始严卡手下医生的晋升途径，只要科主任还没有退休，一个科室里就只能有一名主任医师准备接班，两名副主任医师准备下一轮晋升，五名主治互相卡位抢夺副主任医师的位置。

主任医师们严守技术，而且对年轻医师从不放权。三个神外科里别说让主治医生做手术了，就连副主任医师们的手术排班数量也是严格受限的。

胡春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业的一名普通高年资主治医生。他平时不太习惯和上面的领导拉关系，眼看自己三十六岁，女儿都要上初中了，可仍然是一名其他条件全都符合，但就是没有晋升机会的“万年主治”。

平时在家里，胡春波没少被老婆念叨。女儿似乎是因为进入了叛逆期，也开始从胡春波的小棉袄变成了扎心机——一天到晚和她老妈一样，对自己的父亲一脸不屑。

还没到中年，心情却郁闷到快要出心理问题的胡春波想尽了办法，才抢到了一个来非洲支援的名额。按照规定，医生在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支援后，原单位在医生符合职务晋升的条件下，必须提升一级职称等级。

这就是胡春波医生的指望，是支撑着这么一个颇有些恋家气息的男人，在遥远的阿非利加州工作两年的动力。

但在这一年零九个月的工作中，胡春波渐渐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传闻。回去的医生们，确实人人都提升了一级职称。但并不都是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有些医生被提升了一级之后，被挂到了某些行政或者院办里去。有些则干脆顶着提升了一级的职称，被安排到了医院的其他院区或者干脆就“发配”到了基层医院。

这个道理也挺简单，医院里的职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医生离开了原岗位去非洲支援，原来的坑自然就被别人占了。等他们回去之后，运气好的能有新坑待，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去其他菜地里碰碰运气了。

省脑医院下面有三个院区，但没有一个是在宁远的。最近的一个，离宁远也有三百二十公里远。

胡春波医生并不是“动心”想要跳槽，他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换个地方。万一被发配到了省脑医院下面的院区，搞不好这辈子都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