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大名府和顺德府的暴力抗法行为，重新掌权的右都御史冯铨因为急于向李兴之这个大明的权臣表忠，在宋广坤的授意下，对南乐等地的士绅阶层和宗族势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原本骑在这三个县百姓头上的士绅，也不经三法司，而是直接下令，就在当地以冲击官府，意图谋反的名义全部诛杀，并抄没诸士绅的家产，至于其家小则全部押解至在密云筹建的制造局。

这样的手段虽然粗暴，但却行之有效，不光震慑了北直隶诸府蠢蠢欲动的士绅，还笼络了逃难到这三县的百姓的人心。

因为这些士绅和宗族有大量的田产，现在全都成了没有主人的土地。

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政策，在任何时代都是最能笼络百姓的手段，在分到原先他们想也不敢想的上等田地和地主家的部分浮财后，普通百姓因为士绅蛊惑，对靖北军生出的恐惧之心顿时降到了冰点，反而对朝廷的新颁布的政令充满了希望。

对于宋广坤和冯铨在大名府和顺德府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政令，李兴之是持默许的态度，甚至用行动表达了对宋广坤的支持。

在收到宋、冯二人在大名和顺德一共处决了两千三百余士绅和地方上宗族领袖后，李兴之即向朝廷奏请，加宋广坤为光禄大夫，加冯铨为鸿胪寺卿。

李兴之不认为因为这次镇压行动会引起其余各府士绅的抵制，相反，这些士绅只会屈服在自己的长刀之下。

后世满洲入关，哪一次屠杀的规模不比自己处决几千士绅和地方上的乡老来的多，但是北方的士绅根本提不起任何反抗的心思，他们无一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满洲人在京师跑马圈地，看着自己家族辛辛苦苦积累了几辈子的钱粮被疯狂的满洲人抢掠一空。

诚然李兴之是不能效仿满洲人用屠杀震慑地方，但是杀一批触犯了国法的士绅还是没有问题的。

丞相府一没有夺取你自己在册的土地，二没有剥夺你原本雇佣的佃户，只是要求你们交出霸占的土地和流民而已。

这一次的清洗行动，最令李兴之震惊的是，就是北直隶这区区几个县城，还是被东虏来回寇掠过几次的县城，宋广坤就搜刮了十六万石粮食、银六十三万两，此外还有大量的盐铁铜等物资，这大大缓解了因为关宁军家小迁入北直隶后带来的粮食危机。

前世时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战争打得就是后勤，没有后勤保障的战争即使打赢了，也只是暂时的。

而在这明末乱世，打仗其实打的就是粮食，无论是松锦大战还是南明永历朝廷由孙可望主持的西南反攻，最后功亏一篑，主要原因还是粮食补给困难。

崇祯年间的流民造反，其实就是百姓饿得受不了，为了活命他们只能拿起武器造官府的反。

东虏在关外的叛乱同样也是如此，为了能吃饱吃好，他们便只能打比他们富裕的大明主意。

东虏入关以后，北方之所以能短时间被他们平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的人口因为常年的农民战争，已经降到了极限，而北方土地的产出足以养活这些百姓，也就是说李自成和高迎翔变相地为东虏入主中原提供了基础。

至于后世满洲和清粉吹嘘的康乾盛世，其实就是明末徐光启等人从西夷采购回来的番薯、玉米等适应干旱的农作物在北中国得到了普及而已。

老百姓只要有一口吃的，他自然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造统治阶级的反，至于这个统治者是汉人还是满洲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小的肚子，哪怕是吃红薯充饥能够生存，他们也会甘之如饴，所以那个号称满洲圣祖康麻子治下的盛世其实就是红薯盛世而已。

血腥的镇压，令北直隶的士绅人人丧胆，在能保有自己姓名和相当的家产的情况下，各府的士绅终于在靖北军血淋淋的长刀前屈服了下来。

大量无主的土地被重新收回，数以百万万河南、山西的流民被重新造册纳籍，然后由朝廷重新划分土地，当然他们的用来耕种的种子和牲口以及度日的吃食，全部是由那些剥削他们地主士绅来承担。

就是这样，经过三个月的整顿，宋广坤还是在北直隶为靖北军搜刮了近二十万石的粮食。

当然这种近乎野蛮粗暴的划分土地和清查人口的政策，那些表面服从，甚至交出了大量钱粮的士绅们是口服心不服的，他们不敢把矛头指向李兴之，而是将宋广坤这个北直隶巡抚和推行土地改革的急先锋冯铨二人当作了发泄的对象。

几乎每个士绅家中都有写着宋广坤和阉党余逆冯铨的小人，没事的时候，拿起来诅咒一番，或是期盼着南方的东林党尽快北伐，将那个视士绅如猪狗的李兴之和他的同党斩尽杀绝。

两千三百余士绅，他们的家小足有数万人，这些人，宋广坤不可能白白养活他们，哪怕在他们的家中抄出了数以百万的钱粮。

挖掘水库，建造水泥窑厂，设立制造局，这些都需要人力，于是乎，往常那些高高在上的贵人们沦为了最底层的苦力。

在全副武装的靖北军和地方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