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射、御、数三项？”

李邦华、范景文等一众原崇祯朝老臣愣住了。

大明自成化朝以来便摒弃了建国后的文武举制度，改为八股取士，主要科考内容以《四书》、《五经》；应考者只能根据特定的注疏发挥，不能有自己的见解。

并且必须把文章写成八股文，文体不能违背八股的格式，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还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

现在李兴之提出了要增加射、御、数等内容加入科考，那这天下的读书人岂不是要一片骚然。

“诸位，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其主体意思就是说文武之道相反相成，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故此至圣先师同样认为文武并举对于修齐治平、公共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诚如《礼记》所言：“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后世意蕴丰富的“文”“武”两大概念，其含义的源头便脱胎自至圣先师所尊崇与追慕的古圣先贤周文王与周武王，然现在的文人只知道之乎者也，对兵事只是粗知大概。”

“齐鲁夹谷之会前，至圣先师曾向鲁定公进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才保有鲁国，后来孔子“隳三都”、诛少正卯等，也都是其所言“仁者必有勇”的体现。

“故此至圣先师提出的君子六艺，也就是要读书人不仅要通晓经义，而且要精通骑射、算数等其它技能，自土木堡以来，武人式微，凡朝廷用兵，皆由文官督师，这确实有利于朝廷对地方军镇的管控，杜绝了藩镇滋生，但文武殊途，自萨尔浒以来，辽东一败再败，何也？兵事为不通军务的文官把控也，至圣先师都认为要文武相济，那士子们有什么理由不习射、御之术？”

李兴之侃侃而谈，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他是势在必行，他实在不愿意朝堂上全都是因循守旧，只知道皓首穷经的老夫子。

徐以显附和道：“丞相说的是，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亦有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今朝廷之贡生，涂脂抹粉，半点无阳刚之气，此等人为官，岂不令人可笑？”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当时之儒生皆精通六艺之术，故保有大汉四百年基业，自宋以降，诸生皆习程朱理学，故宋不能自守，至我朝太祖高皇帝推行文举和武举，遂有成祖皇帝五伐大漠、七下西洋之功，当今之世，书生如何习不得射御之术？”

文华殿大学士李邦华蹙眉道：“提倡恢复旧制，并无不可，然八股取士之术已经延续了近两百年，贸然更改，本官恐怕会引起读书人的反弹，如今李自成盘踞中原四战之地，东虏仍占据辽东大部分区域，如何能再生事端？”

“李阁老所言甚是，这样吧，此次恩科乡试仍以八股取士为主，但殿试必须将射、御、数这几项加进去，本相会奏请两位辅政王，这科的前三甲会择优录取通晓君子六艺的人选。”

李兴之摆了摆手，李邦华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这届恩科的意义主要是为了稳定士绅集团的人心，贸然改动，只会引起读书人的不满。

在北有吴三桂和东虏，南有李自成百万流寇的局面下，李兴之也不敢过分得罪读书人，但是李兴之可以效仿千金买马骨的策略，让天下的读书人知道只有精通君子六艺，才能有机会成为金殿传胪的状元郎。

“丞相，本阁以为，咱们还可以恢复太祖皇帝时期的文武举制度，选拔一些通晓军务的人才，这可不违背我皇明祖训，学生以为，登州讲武堂同样可以在山东和北直隶推广，这样不但可以让更多的孩子读书识字，还可以显示丞相仁义爱民，而且将来这些孩子同样可以参加科举。”

内阁首辅刘理顺很狗腿地向李兴之提出了增设讲武堂的提议。

“首揆说的是，此事就由首揆经办吧，至于所需经费，本相稍后会让徐先生调拨两百万两用于此事。”

汉人千年以来只遵循一条能够出人头地的道路路，那便是走科举之道。有明以来，“文贵武贱”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以致于考秀才，当举人，中进士再做官成了汉人百姓唯一望子成龙的途径。

富人家的子弟还好些，真是走不了科举之路也另有谋生手段，家中尚有钱财供养，而穷人家的孩子想出人头地，只能是读书考科举，要不然只能和父母一样继续贫穷下去。

刘理顺的提议就是给靖北军占领区的贫苦人家还有军中子弟一条晋身的希望，如此那些贫穷无依的家庭在看到自己的子弟能够有书读，自然会对李兴之充满感念。

“丞相此乃大仁大义之举，下官等佩服。”

范景文等原崇祯朝老臣相顾之后就是一个个躬身行了一礼，他们虽然是崇祯忠臣，但也是读书人，圣人子弟，现在李兴之大力推行教育，他们对此事自然是拥戴的。

“好了，科举之事便由礼部下条陈奏请两位辅政王批准，主考官人选同样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