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开夜工，这煤气费可不得了。”吴院长虽然对耶稣会教士们的工作还算满意，但是对他们在晚上还要工作颇有微词――虔诚的教士们不肯放弃白天布道传教的工作，非得把艺术工作留在晚上做。这让吴院长有点心疼――燃料部门不肯给宗教办系统下的宗教场所减免煤气费，也不肯按照“内部调拨价”计价，非得按照“一般商用”收取费用。

而临高教会系统几乎得不到什么财政拨款支持：九成以上的经费得靠临高教会自筹。当然，吴院长有耶稣会这个大金主的支援，从人力到财力。不然的话吴院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维持教会的运转。教会的产业有限，而发展出来的信众们大多是穷苦人和黎民，尽管在虔诚程度上堪称“狂热”级，但是却拿不出什么钱财来奉献。

“怎么着也得让文宣和建筑部门出点血。”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还有胡清白那里，让金神父去上雕塑课和美术课，顺便收点费用……”

冈萨雷斯和特里尼的闯入让他精神一振。最近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的事情他当然知道。不仅知道，还见到过三名主要代表的照片和简单介绍。所以这二位一进来他就认了出来。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从“马格德堡”号呈交船员名单，接受检疫开始，政治保卫总局和殖民贸易部就发出了通告，提醒临高各天主教会教堂，冈萨雷斯和特里尼有可能会进入到教堂，要各部门做好接待宣传工作。

吴石芒主持教会工作几年，和当时欧洲人打交道最多，对他们的宗教情绪非常了解。西班牙人又以宗教情绪浓厚为特点，所以进来没说几句话，就把这西班牙老兵痞搞得情绪激动，差点热泪盈眶了。特里尼先生作为意大利人来说宗教情绪并不热烈，但是在巴达维亚的几年里毫无宗教自由可言，每天给逼着参加新教仪式，心里非常反感，对原本不甚在意的天主教信仰也热烈起来。

吴石芒在旧时空干过营销，当过人力资源培训师，原本就有全架的嘴皮功夫，到了本时空又长期混迹宗教人士，见得最多的就是传教士，忽悠人的本事愈发精进，三下五下就让这两个欧洲人感到心灵无比的温暖。

至于正在工作的金立阁师徒，能在万里迢迢的海外看到两位来自欧洲的教友，心情当然也很愉快。双方很快就攀谈起来。三个人用彼此都能理解的意大利语愉快的谈论着，吴石芒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一旁――尽管他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他一点不在意。因为他随身带着录音笔。一会三个人的谈话内容就会交到政治保卫总局去，那里会请懂意大利语的元老来翻译。

两人参观了教堂，对教堂的规模和结构颇为赞赏，特里尼尤其注意其中的细节，作为一个意大利绘图师，他本人精通和粗通多种手艺――这是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艺术家的共同特点。一个画师往往还是雕塑家、金属工艺师、建筑师乃至工程师。达?芬奇不过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特里尼看着墙壁上正在施工的壁画和雕塑，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微笑。在他这位专业艺术家看来，金立阁师徒的水准还是差了一点。耶稣会前往中国和日本的传教士们出于传教的目的，在前往东亚之前都学习了天文、数学、物理、艺术等，但是在专业水准上一般不甚高明。

尽管他出于礼貌，对此并不予以置评。他的把目光从墙壁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很快就注意到正在施工中的礼拜堂两侧的彩色镶嵌玻璃，图案却不是宗教题材的，而是大型的风景――有点类似特里尼看到过的中世纪挂毯上的那种简约的线条风格画：一望无际的田野，翻滚着金黄色的麦浪；许许多多的红色房屋，矗立着巨大的烟囱；绿色的山坡上是密密麻麻的果园，山下是白色的羊群；蔚蓝的大海上满载而归的渔船……

这些图案简洁又明快，和传统的教堂装饰玻璃窗显得很不相同。特里尼仔细的观看着，企图琢磨出其中表达的含义。显然，这些玻璃镶嵌画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丰饶的生活……

正在煤气灯的光芒下，爬在脚手架上向铁制的玻璃框架上小心翼翼的镶嵌着玻璃的是一群女人和半大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未经整染的本色布短褂，一个个沉默不语小心翼翼的将玻璃片安装固定到框架上。

“他们是什么人？”特里尼觉得有些惊讶，问道。显然这些人不是修士或者修女。但是他们身上却流露出某种苦修的气氛。

“是一些可怜的罪人。”金立阁划了一个十字，“愿神拯救他们的灵魂。”

这些人就是由修道院掌管的“匪属”――“罪人”。从十三村剿匪开始，一般罪行不严重的土匪们被俘后教育强劳一阶段之后就释放还家，符合条件的人被接受招工和入伍。而那些在剿匪中被击毙的罪大恶极的匪徒们的家属就要享受“特殊处分”，青壮年男子送到劳动营，编入专门的劳工队，妇女和未成年儿童被移送到临高修院，进行“再教育”和“感化”，同时做一些简单的劳动。其目的是为了洗脑，弱化仇恨观。以便未来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而非“不稳定因素”。

“感化”工作虽然放在修道院，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