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运手持自己书写的《论语新注》，用平缓的语气诵读，先读孔圣的《论语》正文，然后逐步解释每一个字，接着直译，最后意译，而意译中大都包含引申义。

方运有口含天言，凡是听到他的声音的人会完全理解字意文意，并且很难忘记，又有教化圣道边缘的力量，更加让人信服，让两头大妖王变得虔诚和谦虚。

口含天言只是让听课之人被动接受，但教化圣道的力量则让人在听课的时候主动改变，年常日久，所有的改变就会成为习惯，从而成为全新的人。

《论语新注》和《论语》一样，共二十篇，方运读完五篇后，便看向两头大妖王。

那两头大妖王如痴如醉，还在回味这人族经典。

方运则不去理会两妖，提笔在前五篇中稍加改正，因为在诵读过程中，他又有了新的见解。

过了一个时辰，两头大妖王才恢复平静，和往常比，两妖的目光更加柔和。

方运原本的计划是先去古皇林，后去赤山附近等待神赐山海，但因为打劫妖蛮的收获远远超过预想，而且进入古皇林可能需要太多的时日，便决定一路打劫向赤山。

一人两妖直奔赤山，前行一天便停留数个时辰。四天后，方运讲完《论语新注》。

两头大妖王也出现明显的变化，目光更加清澈，头脑更加聪明。

鼠汰王甚至还旁敲侧击想拜方运为师，却遭到婉拒。

第五天，方运一边书写《大学新注》，一边教授两头大妖王。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不过千余字，但却是儒家的提纲挈领之卷，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

在华夏古国，二程首先看重《礼记》中的《大学》与《中庸》，将其与《论语》和《孟子》在一起并称为“小经”，后朱熹首次单独将《大学》与《中庸》提取出来注疏，与《论语》和《孟子》并称四书。

在圣元大陆，方运之前未有人单独提取《大学》单独作注。

有了之前的经验，方运并没有立刻将《大学新注》写完，而是留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最后的句读不点下去，整本书就不算完成。

第六天，方运开始作《中庸新注》。

《中庸》的字数也不多，只有三千余，如果说《大学》重修身，那《中庸》则更重养性。

第七天开始，方运作《孟子新注》。

四书之中，《大学》千余字，《中庸》三千余字，《论语》一万三千余字，而《孟子》则有三万四千余字。

和《论语》相比，《孟子》中的思想更纷杂，也更加激进。

孟子是幸运的，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儒家的力量远远大于孔子所处的时代，他得到的待遇也远远好于当年的孔子。

孟子也是不幸的，战国时期远比春秋时期纷乱，除了儒家，还有各家力量趁势而起。

《论语》之中，主要是孔子与弟子交流之言，虽与王公交谈，诸如鲁哀公、鲁定公、齐景公、卫灵公等等，但内容也并不多，所占篇幅也有限。

《孟子》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诸王诸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如鲁平公、齐宣王、滕文公等，《孟子》开篇第一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书中甚至多有当面批评和顶撞诸侯之言，这在《论语》中是少见的。

这虽然说明当时儒家更受诸侯尊重，说明孔子与孟子性格不同，但也说明一件事，孟子对宣扬自身政治主张的欲望更加强烈，直到屡次失败后才放弃，开始专心教书育人。

孔子曾经从小官吏一步一步走上鲁国要职，所以他虽然讲仁义，也谈政事，但非常节制，在诸侯面前把自己当臣子，周游列国更是在传播自己思想。

但孟子不同，他并没有像孔子一样有丰富的从政履历，虽然谈政事，但在君主面前把自己当老师，他也周游列国，但他更像是要当帝师来推销自己的思想。

一个传播，一个推销，自然有所不同。

在写《孟子新注》时，方运的态度和写《论语新注》不同。

在写《论语新注》的时候，方运几乎是倾其所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但在写《孟子新注》的到时候，尤其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内容，方运则有所保留。

凡是涉及孟子的政治思想，方运大加称赞，尤其在民本等思想上，方运的意译引申往往都长篇累牍，着墨之重远胜其余三书。但凡是涉及具体的为政之法，方运大都一笔带过，不会肯定，但也不会否定，甚至连两头大妖王都看出来方运在故意避开。

鼠汰王曾经问过缘由，方运则微笑作答。

“为政之事，孟圣言之有理，行之不明，不如杂家远矣。”

鼠汰王与狼渊王轻轻点头，杂家起源是吕不韦，论政治手段，十个孟子加起来都不如一个吕不韦。

但是，鼠汰王敏锐地发现，“言之有理，行之不明”，用难听的话说便是孟子的想法是对的，但却很难施行，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