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当事人想不起来，那就只有去调查旁观者了，路上的行人调查不了，但是事发地点附近的商户却容易找到。

高重九来到大市街，先把牌甲叫来，由牌甲陪同走遍了斗殴案发生当天现场周围二十米之内的所有店家，让店里老板伙计都叫来了，要他们辨认把陈定的照片。

这下，还真找到了线索。一个大市街开纸扎铺的伙计说他见过这个人。因为当天纸扎铺没生意，他就坐在门口看街景。发生斗殴案的时候他的确看到这个人从铺面门口走过。

高重九赶紧追问当时的情况。伙计说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情况，就看到他和另一个人一起走过去了的。

这立刻引起了高重九的兴趣，他马上追问这个人什么模样。伙计说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男人，体型和陈定差不多，也是明人的装束，看模样也是个店铺掌柜或者大伙计、账房之类的人物。

而且伙计当时的注意力被斗殴吸引过去了，对路人自然毫无兴趣，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服饰上的具体细节。

“他头部有伤吗？”

“戴着头巾，看不出。”

高重九不死心，想起陈定说过他带来了二百两银子－－就算没有银子，从三良到这里也得带几件替换的衣服，总该有随身的行李。

“他身上有带什么包袱之类的东西吗？”

“这倒没有。”伙计说，“空手的。”

“和他在一起的人呢？”

“好像也是空手……”伙计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这个人肩上有个褡裢，紫花布的！”

高重九精神一振：陈定的口述笔录里讲到他丢了一个紫花布的褡裢，银子就是装在里面的！

“是不是很重？装得鼓鼓囊囊的？”

“这个记不清了。我也没注意。”

这些证词至少证明了两点：陈定进广州不是一个人，是和另一个人同行；他的的确确带了一个褡裢－－虽然还不能说褡裢里就真得有银子。

问题是这个人是谁呢？陈定的笔录里没有提到他有同行者，而且他再三说自己在城外就被人打晕了。

按照陈定的说法，他是在李家码头上岸，又在五羊驿附近遭袭击的，所以进城的城门不是五仙门就是南门。所以他立刻去了这两处城门，询问了当天的值班的警察。遗憾的是这两个城门进出人流量太大，当班的警察都表示记不清有没有见过陈定和他的紫花布褡裢。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到李家码头和五羊驿附近的商户了解情况。获得了一些陈定行踪的零星目击证词。最后他又找到了陈定乘坐的内河航船的船老大，船老大表示自己确实载过这么一位客人，带着紫花布褡裢，从三良到得广州。船上也没有同行者。

“他就在李家码头下得船。”

“有人接客吗？”

“没有，上了岸他一个人就走开了。”

高重九又问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可疑或者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人胆子也够大，带着这么多银子一个人出远门！”船老大说。

“你怎么知道他带了很多银子，你看到了？”

“他那个紫花布褡裢沉甸甸的，里面装得自然是银子，难不成是石头吗？”船老大说，“他也很当心，褡裢不离手。一直坐屁股下面，睡觉也揣在怀里。警醒的很。”

高重九回到刑事科，把奔走一天获得的材料整理了一下，得出了三条结论：

第一，陈定的确是一个人来得广州，到事发地点却有了同行者；第二，陈定是带了一大笔银子；第三，银子至少在大市街他被人目击的时候还在，只是背在另一个身上。

“这事情看来不简单嘞。”高重九自言自语道。

晚上，他把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看法向李子玉做了汇报。

“很显然，从他自述被打晕到他在大市街被人目击，当中肯定发生了什么。”高重九说，“我看，有必要和陈定再谈一谈。”

“关键就是这个同行人了。”李子玉说，“问题是陈定自始至终也没提到过这个人，会不会是伙计看错了？他只是走路的时候和陈定靠得很近，其实并不相识？毕竟除了这个伙计，没有其他的目击证词啊。”

“倒是也有可能，”高重九点头，“不过既然是陌生人，陈定的褡裢怎么会在他肩上呢？”

“偷得？”

“如果是偷得，得手之后应该立刻隐入人群。而不是大摇大摆的和受害者一起走－－按照伙计的说法，两个人的步伐都很从容。”

这的确说不通，李子玉心想，这案子可真怪！他摸着自己的只有几根短小稀疏胡须的下巴，陷入了沉思。把自己在临高培训班上学来得各种推理和案例来回的套着。结果还是不明所以。

“会不会是沾惹了女人或者赌博，被人做了局丢了银子。他不肯说。”李子玉说，“同行的人就是做局的。”

“倒不是没有可能。”高重九点头，“不过从他下船到他在大市街被人目击到，前后不到两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