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一十一章 改革时代(第1/2页)
作品:《大国重工纪录片》对于春天酒楼以及辰宇工程机械公司,冯啸辰的态度都是原则上指导,在具体的经营上并不干预。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并不在于企业管理,而是拥有穿越者的预见性,以及前一世作为一名装备产业主管官员所拥有的大局观。让他具体去做某个企业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职业经理人做得出色。
陈抒涵、杨海帆这些人也许并不算是最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却是冯啸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人选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业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胆子大一些,有一点经营头脑,不特别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够成功。而陈抒涵他们,则会在这种锻炼之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成为有能力在市场上搏击风雨的商界精英。
春节过后,新的学期开始了。经过一个学期的适应,战略所84级的硕士生们不再如上学期那样紧张与拘束,各自的导师也分别给他们布置了科研课题,让他们在课程学习之外还要进行学术研究。不过,这种科研课题并不像后世那样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献、做出什么美仑美奂的数学模型,而是针对当前的改革实践,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
1985年的中国,城乡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会上,国家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进入了快车道。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点就是放权,严格的计划经济让位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大一统的中央集中管理体制让位于“扩大地方自主权”,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一时间,个人、企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套一句圣人语录,可谓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原来因为担心政策有变而不敢有所作为的民间资本纷纷进入市场,出现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繁荣场面。国有企业开始了大规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场,口号一个比一个喊得更响,改革措施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后,在自己的地盘上呼风唤雨,大搞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各种电视机厂、电冰箱厂、摩托车厂之类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使宏观经济出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经济过热”。
经济实践的多姿多彩,也带来了理论研究的繁荣。在经济学界,各种学术观点竞相登场,“改革研讨会”一个接着一个,而几乎每个会议都会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吵。不过,不管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的都是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殚精竭虑,穷经皓首,或是高举着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着凯恩斯、萨缪尔森的原著,在反复地推演着国家的走向。
沈荣儒作为一位中央智囊一级的经济学家,自然受到了各个学术会议主办方的青睐。他办公室里的会议邀请函堆积如山,来自于学术界老友的邀请电话接连不断,让他不胜其烦。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遇到一些级别比较高的会议,他只能让自己的助手或者学生替自己去出席,冯啸辰这个关门弟子便充当起了导师替身的角色。
“这次会议上有什么收获吗?”
每次冯啸辰外出替沈荣儒开会回来,沈荣儒都要这样向他了解会议的情况。这些学术会议结束之后,当然都会发一些会议简讯以及论文集之类的资料,上面能够反映出参会者的主要观点。不过,沈荣儒更愿意让冯啸辰从自己的角度给他介绍一下会议上的亮点,他已经发现,自己的这位年轻弟子有着敏锐的学术观察力,看问题的角度也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还是老生常谈,计划与市场之争,另外就是关于价格改革的一些意见。总体来看,现在倾向于进一步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几位学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让市场由大乱而生大治,据说这也是美国一些制度学派学者所推崇的观点。”冯啸辰答道。
沈荣儒道:“是啊,这几年国家一直都在放权,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从放权中间尝到了甜头,他们对于放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冯啸辰笑道:“可是学者们提出的放权,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权可不是一码事。学者们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包括放弃定价权,放弃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却是希望保留对下属企业的干预的,他们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事务。”
“这就是矛盾了。”沈荣儒道,“其实,中央、地方、企业,这三方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算是最下面一层的企业,在关于放权的问题上,也是有所保留的。他们担心政府如果彻底不管他们,他们在市场上会遇到风险。”
冯啸辰道:“没错,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发布了他们在部分国企进行调研的结果,他们发现,许多国企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干预他们的经营,给他们以充分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能够控制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让这些新兴经济形式不要和他们抢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