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尊威严的法兽“獬豸”石像立在大理寺官署外面，这处赵氏最高立法机构的内里装饰不多，显得质朴而刚直。商议立法的厅堂不是传统的殿堂结构，而是环形的议事厅，座位呈阶梯状向下，任何人说话的声音，都能被后排的其他人听到。

压下一片异样的声音后，项橐继续说道：“这是生在一百年前的事情，那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周公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

“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刚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此乃古人之训，其目的是为了让脆弱的幼物能够繁衍起来。鲁国有此古训，才能让曲阜、费、东武城等地山泽保持完好，数百年取之不尽，用之不歇。”

他话音一转：“可在晋国故绛却不是如此，从晋献公到晋成公，不过百余年时间，便把故绛周围的森林砍伐殆尽，于是农田也随之衰败，水流渐渐污浊，晋国不得已而迁都，至今又百年，人口繁衍，伐木烧陶、瓷，建房屋，于是新绛亦衰，这是为什么呢？”

众人开始偏过头议论纷纷，而邓析也不让项橐把风头占尽，他头顶巍峨的獬豸冠，站到厅堂中央，对众人说道：“我并非不通情理之人，二三子想制止此法令颁布，也是为了多让百姓开辟农田，增加赋税，年底上计时，各乡长吏面子上都能好看。”

众人都面色一滞，知道心思被看穿了。

“但汝等只看见前一时之利，却不知道，这山林水泽，与农田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周太史伯阳父认为，只有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而水土通气的关键，就在于树木的繁茂！这一点，在学宫士人的验证下，也得到了证实。”

邓析抬起手，亮出了压轴的法宝，学宫里那些喜欢“格物”的学子做了一个小小水土流失试验后，写给赵无恤的报告。

“保护山林川泽，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此乃为子孙千秋万年之计！还望二三子三思！”

讨论在继续，但在大夫们对这项法令表决时，举起的手却多了不少……

……

最后，这项法令以微弱的优势得以通过，当时隐藏在厅堂帷幕后的赵无恤也松了口气。

虽说他将立法权给了大理寺，让大夫和律吏们自己撕逼，但一些他志在必得的条款若受到阻碍，赵无恤是会用铁腕强行通过的。

新生儿一般的法律系统，虽然被赵无恤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大理的地位仅次于他的“大宰”董安于，“家司马”邮无正，以及“治粟内史”计然。但实际上，法律体系和其他职位一样，依然匍匐在君主的羽翼下，是君权的陪衬，并不能凌驾其上。

赵无恤的开明，建立在绝对基础上，可以勉强称之为“开明。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君权神授”。

好在律令顺利通过，他不必亲自出手，破坏这个众大夫玩的不亦乐乎的游戏规则。

之所以对此如此重视，是因为赵无恤来自后世，对那个时代污浊的空气，肮脏的河流，被沙暴侵吞的北方，浓郁的雾霭印象深刻。回到春秋后，在惊喜于此时自然环境的优越繁荣的同时，也震惊于一些城市令人指的肮脏。

比如故绛，它曾经是晋国的政治中心，晋侯与六卿居纳诸国使节。然而这也是座规划很失败的城市，宫室还好些，但居民区和市肆则显得脏乱无比，狭窄的街道与小巷犹如迷宫一般，人声鼎沸，城市里弥漫着因垃圾堆积过多而散的恶臭味，甚至在城墙外都能闻得到。

甚至，走在黄土路的街上，除了吃灰土外，还可能踩到粪便……数万人的城池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这一亩三分地解决，若是排污沟渠规划不好，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当然，进沟渠的也并不仅仅是粪便，死尸、垃圾、生活污水，应有尽有，久而久之自然淤塞，晋国之所以被迫从故绛迁到新绛，不但是因为地缘和航运的关系，还因为这里实在有点呆不下去了。

韩厥就无奈地说：“绛都地狭人众，加以岁久壅底，垫隘秽恶，聚而不泄，则水多咸卤。”

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绛都人多，屎尿垃圾长期乱排乱放，集聚到后来把饮用水都影响变味了，想一想都觉得恶心……

所以晋国的新都选择时，土薄水浅，垃圾容易聚集而不好流散的安邑很快就被否定了。土厚水深，居住不容易生病，还有汾、浍两条河水可以及时流散污染物的新田被选中。

任何文明光鲜壮丽的背后，都有屎尿的臭味，无论中西，都是这么过来的，伦敦巴黎的街头，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