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21世纪，一个成功人士，不论他是走哪条路上成功，身后总少不了官的影子：商人要赚取超额的利润，黑社会老大要一个安全的靠山，这些都得靠官面上的人物。即使是比较清高的知识界，也知道官帽子的力量比学术强得多。大明临高县的苟家，无非也是同样的模式而已。

和官府对抗，就是造反。老百姓其实不喜欢骑在他们头上的历朝历代的官府――但是官府有严刑峻法，有军队――现代的说就是掌握“暴力机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你都得听它的话。就算是绿林好汉，也把“不斗官”作为金科玉律。

要老百姓对抗官府，不管什么样的形式，都等同“造反”――老百姓不到走投无路，是绝对不会踏上这条路的。席亚洲当然没天真到认为他一番鼓动就能让老百姓去抛头颅洒热血的给穿越众打江山――他的方针是迂回式，或许可以叫曲线革命。

“说到底，苟家这么猖狂，无非是靠二条：蓄养打手，勾结官府。”席亚洲微微一笑，“第一条不足道，只要大家能团结起来，他那点人还不够塞牙缝的。关键是第二条，既然他能勾结官府，我们也能。”

盐村的几个人目瞪口呆的望着这个短发的“海商头目”，大约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片刻之后，谭桂璜才小心翼翼的说：“老爷也熟悉官面上的人物？”

“实话说不熟悉。”

“那如何交结官府呢？”

“你说官府为什么要交接苟家这样的土豪劣绅？”

“还不是为了几个钱。”谭成晴一脸的不屑。

“不错，即然是当官的贪图的是黄白之物，他有得，我们也有得。”说着，便把想法和盐民们说了一番。

其实计划并不复杂：首先是夺回盐课的包揽权。苟家有了这个等于就了官方的身份，这块牌子不砸掉，盐民们还是胆战心惊的。至于怎么去夺回，用不着盐民们操心，有他们来搞定。

一旦夺回了盐课权，苟家就没了干涉盐场生产的正当借口，他剩下的东西，无非是一笔拖延了十几年的烂账了。这种利滚利的阎王帐高利贷，席亚洲在后世也是明白的：只要欠债的还有一点点经济能力，债主是永远不会说你还清了。所以与其继续还这不明不白的钱，干脆来个一笔勾销，彻底赖帐。

失掉了包揽盐课的金字招牌，债务问题就纯属是民间纠纷，扯不到皇粮国税这个大道道上，他再有本事勾结官府，官面上的想来给他出头，也没那么容易了。

拿回了盐场的经营权，不再受到他的盘剥，卖盐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把盐课和县里上上下下的“例钱”照常缴清，官府在公私两方面都没有损失，苟家的利用价值就没了，没了利用价值，官府还肯照应他们么？

“这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席亚洲的话音刚落，谭成晴就苦笑起来，“苟家在县衙里和三班六房的书办衙役极其相熟，世代都有来往，盘根错节，光老爷们想收这个盐课，在户房就过不去。”

古代的县政，与其说是“官治”，倒不如说是“吏治”。自宋以降，州县地方官多半是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州县地方的行政事务烦十分烦琐，除了各种事务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栋。某件公事该依哪一条法令或哪一项规定去处理，在律令和会典等书籍中都找不到，万一出点纰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轻则驳回，重则训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就得设法找出以往出现过的成例套用，以保万无一失。可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就是一门学问了。这就叫“吏道”。

科举出身的人，经史策论能讲得头头是道，诗云子曰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少有能摸着这些地方行政的门道的――其他不说，仅仅一个鱼鳞册子，外人看来就如同鬼画符一般，看得明白的人却知道这里有地产面积、位置、形式、产量、税额和田主的情况。所以当官的为了不出错，或者嫌麻烦，只能把这些事情都托付给三班六房的衙役书办去处理。身份卑微的吏员在古代社会实际上把持着地方行政权力。

吏员因为往往是世袭，和当地的大户勾结很深，远不是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割断的，所以席亚洲的计划在他们听来实在有些理想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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