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西关外下九甫的地方，有一处居民的聚落，名为绣衣坊。街坊里有一条不大的巷子，名为文澜巷。大名鼎鼎的文澜书院便坐落于此。

天启年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颁“东林点将录”，随即废弃天下书院，这文澜书院也不曾幸免。

书院占地甚广，不但有院落数进，在后院还专门修建有文昌庙，周边尚有供出租的房屋几十间。加上散布各县的田地和城中多处铺面房产，资财之雄厚，堪称广州第一。

半年多前，元老院行雷霆手段，广州城一夜变换大王旗。广州官员死得死逃得逃，满城骚动，书院也一度关门。在广州市政府的尽力维持下，局面很快恢复了稳定，文澜书院又重新开了门。

城里城外，刘翔的新市政府除旧布新，各种整治工作热火朝天，文澜书院里却依旧是波澜不惊，对身处这书院里的书生们来说，这些似乎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尽管澳洲人已经宣布不开科举，过去在广州城举办的诸如童子试、县试、府试、院试和乡试一概取消。澳洲人自己办得“公务员考试”又不考时文，但是这书院里，生员们依旧在研读着各种时文集，探讨着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探讨着近年来考试出题和主考官们喜欢的文章路数。

但是这种远离现实的虚幻，并非因为他们真得热爱八股文，而是一种强大的惯性使然。明代的书院，大多对举办书院的最初目的：讲学并不重视，反而以应试学习为主。而明末兴起的“洞学科举”使得这一倾向愈演愈烈。

所谓“洞学科举”，是从天启年间开始的，即每次乡试的时候，本省有名的大书院，各有保荐名额。这文澜书院亦有四个名额。

所以在这所只有生员才能入学，府学的训导和教谕兼任山长的广州头号书院里，应试是头等大事，书院师生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应试来运转。虽说知道澳洲人不开科举了，可是除了四书五经，时文应制诗之外，其他学问他们亦不懂，既然书院还在发食米和膏火银子，院内的诸生也就继续着他们的“学业”了。

不过，外面的翻天覆地，多少也影响到了书院内。对于文澜书院的学生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书院提供的饭食明显好了起来。过去书院每日供应三餐，但是伙食质量低劣，除了一些穷书生之外，家中稍有资产的小康之家的子弟便不愿在书院内吃饭。饭是掺杂着许多秕谷沙子的陈米煮得，就是供下饭的菜肴也是难以入口。不是臭鱼烂虾，便是菜皮萝卜，煮个没肉的鸭架子便是打牙祭了。

如今书院的送来的每日三餐，两稀一干，都是上好的白米。菜里每日也能了荤腥，初一十五亦有整鱼整鸡的大荤的供应。原先用着各种名目七折八扣的“膏火银”、“食米”也都按时按量的发了；在书院内各种趾高气扬的夫役们，最近也变得恭敬了许多。

澳洲人对书院也是秋毫无犯。除了办理户口和牌甲的时候，有警察和“干部”登门调查之外，官差从不到书院来。据说院董和掌事的几次请大宋的刘府尹到书院来“讲学”，刘府尹都推脱了。

澳洲人的态度客气而冷淡，书院里的诸生们多少有些失望。要知道这文澜书院，可是广州府的头号书院。不但有钱，而且有名。要入院的，必须是有生员功名的，出去乡试，考中举人亦是广州府最多的。

原以为澳洲人打进广州要改朝换代，总得招揽些读书人辅佐。为此书院里一度还过相当热烈，几乎要动手的讨论：要不要接受澳洲人的“伪职”？

有一部分生员认为大明气数已尽，大宋――不关这澳洲人的大宋成色到底有几分――即已登陆大陆，便已是在逐鹿中原，以澳洲人军势之强悍，钱粮之丰裕，改朝换代指日可待。如今若能从龙，大富大贵，封妻荫子唾手可得。

另一部分则认为对方是“丧心病狂”，“辜负圣恩”，坚称大明不用一年半载就要打回来，到时候什么刘府尹、文得四、马千竹“巨渠”之类统统都要被“凌迟处死，以儆效尤”。

第三批人认为大明无力打回来，但是也不愿意就此投靠澳洲人。这里面即有谨小慎微，不愿意冒险的，也有认为澳洲人“望之不似人主”的，还有的认为澳洲人是“蛮夷”，纵然他们文治武功再好，亦是“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

最后一批人，是纯粹的“吃饭人生”，总之便是“大明来依大明，大宋来则附宋”。只要这书院开着，有食米发，谁来当皇帝都不要紧。

书院的诸生们，每日中午吃饱喝足后，每人端着一盏熬的酽浓的茶，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高谈阔论。

在这些高谈阔论的士子们中，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不像有些士子儒生那样，不参与聊天是为了休憩或者读书，而是一个人在书斋中发呆而已。

这个发呆的年轻书生，便是前任广州总团头高天士的第五子，现任广州总团头高令项的兄弟，高令达是高天士的七姨太所出，从小聪明伶俐――这七姨太虽是娼门出身，打小却也念过不少书，高令达受着母亲的影响，喜欢读书，在课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