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平日里在巷子里称不上“广结善缘”，却也没什么仇怨。他家比这条巷子的绝大多数人家都有钱，听说和官府有来往。不过薛家并不“仗势欺人”，不论主子奴才，都挺和气。

张毓紧张的注视着警察，只见有人上去敲门，大声的吆喝：“警察！开门！”

然后便是门扉被打开的声音，斥骂声，叫喊声和女人的哭叫声在夜色里混成一片，不一会，只见衣衫凌乱的薛老爷从大门里被揪了出来，脖子上已经套了链条，虽然神情还算镇定，面色却是灰白吓人。后面他的妻妾子女一个个哭哭啼啼的。张毓不忍再看，溜回了床上，心里暗暗纳闷：这是怎么了？薛老爷犯了什么法，澳洲人要突然抓他？

薛桂荣被抓到市局里连夜突审，没到半夜就全招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抓，在开始审问前还试图和慕敏“讲斤头”。他还秉承着老观念，以为澳洲人的警察摆出这么大阵势是嫌他没有“孝敬”，借机讹钱。然而慕敏的三言二语让他知道自己想得完全错了。

“……我知道雇佣匪人打手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你们也雇人，对手也雇人。打死了人买人命去顶。这是多少年的老规矩了。官府也不管。”慕敏说，“不过，如今是元老院的天下，不兴这套老规矩。”

慕敏在审讯室里缓缓的踱步道：“过去的事情，元老院既往不咎。不过现在再有这样的事情，就不是你随便买几条人命来顶罪就能糊弄的过去了。就说你这雇佣匪人，闹市行凶，冲击公私机构，在我大宋，就是聚众暴乱，等同造反……”

这“等同造反”四个字，让薛桂荣魂飞魄散，造反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名。他要不是手脚都被铐在椅子上，大约早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了。

若如今还是大明的天下，他不会如此紧张。大明的官吏，都是惯会说大话使小钱。讹诈百姓钱财的时候，哪怕是一点小事情也敢说些吓死人的大话，一记金钟罩往往就能让良善小民被吓得屁滚尿流，倾家荡产。

牙行是紧附于官府身上的特殊行业，因而这套对他们来说没用。话说得越重，越知道你其实没没什么牌好出，讨价还价一番之后，总能以彼此都能接受的价钱妥协。千里为官只为财，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牙行自然要满足官吏的索求，毕竟双方更多的是互相利用。

澳洲人若是还是行大明官府的那一套，那么自然还是按照过去的那一套：把投案的“犯人”收监，将抓到的乞丐释放，再派人来和他“讲斤头”：多少公费，多少私费，十二条人命够不够用……

直接把他抓来，那就是进了“司法程序”――古代虽然没有这种术语，但是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拽不转”。一旦人进了衙门，再要“讲斤头”私下运动，那就是要花费大钱的事情了。

薛桂荣知道慕敏绝非虚言恐吓，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声求饶，三下五除二便将牙行给米商们“一点颜色”的谋划招了个一干二净。慕敏事先已经接到林佰光的指示，要她从薛桂荣口中尽量搜集牙行的信息。所以便仔细问了起来。

广州的牙行规模很大，涉及的行业亦很多，理论上只要进城的货物都要经过牙商之手。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牙行对各种商品的流通掌握程度并不一致。同样是大宗必需消费品的食盐，牙行就几乎毫无影响力，这不但是因为官盐没落，私盐泛滥，更多的在于私盐贩子多是悍不畏死的“恶枭”，别说雇来得打手，就是官兵衙役也是一言不合就亮刀枪。而且盐的消费量有限，绝对价值也不高，牙行对花大力气垄断就兴趣或缺。

再如百姓每日不可或缺的蔬菜：现在城内的蔬菜批发是由关帝庙人马垄断的。凡是农户进城卖菜，都得由他们转手――实际关帝庙人马并无官府发给的牙帖，是“野牙”。要农户俯首听命，靠得是暴力手段。牙行自然也不敢相争。

此外，获利丰厚的海外贸易，因为有大量官绅涉足，海贸商人几乎个个都有“大门槛”做靠山，牙行空有户部牙帖，只能吃一点残羹剩饭。

慕敏在审讯中得知，牙行基本上是欺软怕硬的，凡是某个贸易行业有大量的官绅插足或者有私盐贩子这般的强悍的团伙，他们往往就不能有效的行使官府的给予的垄断权。总体来说，是个标准的寄生行业。

至于人牙、房牙……这些牙人，虽然也算牙行的一分子，不过由于地位卑微，而且又有许多行业秘密，实际等于是另一行当，与这些上层的牙商隔阂甚深，薛桂荣对他们所知甚少，也提供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把薛桂容收监之后，警察局全体出动，立刻开始搜捕相关人员。天色大亮的时候，牙行相关的涉案人员一个不少，都被从床上抓到了看守所里，慕敏派人分头讯问。同时命令警察将涉案人员的财产查封：

“涉案人员的家眷、奴婢一律送贡院暂时拘押。派人查封他们的房屋财产、店铺和仓廪，严防有人趁乱打劫！对涉案人员的家眷、重要奴仆和主伙计要注意看护，要防止有人逃走或者自尽！”

虽然元老院的法律体系“不事株连”，但是在这样的案件上，几乎不可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