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李东阳到来之后，谢迁肩膀上的压力小了许多，皇帝说话时不会再谢先生长谢先生短，连遗诏也由李东阳来代拟。

李东阳进宫后不明所以，皇帝龙体有恙他早就知道，但现在却是没来由突然病危，这是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的。

“李公谋”雄才大略，心有丘壑，他本对朝政抱有无限期冀，希望一展抱负，可惜他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整个人都变得颓废不堪，对朝政上的很多事都心灰意冷，他如今跟谢迁的想法大致相当，就是找机会离开朝廷，致仕回乡。

但弘治皇帝挽留他的心思异常坚决，在《大明会典》正式成书前，也就是头年的十一月，弘治皇帝便赏赐李东阳玉带织金衣，腊月《大明会典》正式修撰成功，到了二月，又御赐红色蟒衣给李东阳，以示恩赐。

大明历朝历代皇帝对臣子礼待优渥，便是从弘治皇帝开始的。

朱祐樘气息浑重，显得有气无力，但他对儿子的交待和嘱托甚多，口宣让李东阳撰写的遗诏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传位太子，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为顾命大臣，知经筵事，萧敬接替王岳担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执东厂，英国公张懋负责领衔治丧，在新旧皇位更迭之际军政大事由张懋统筹安排，五军都督府派四营人马驻守京师周边。”

可以说，朱祐樘想得非常周全，把儿子登基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在安排顾命大臣时没有安排马文升、刘大夏这样的六部堂官，因为太子如今尚未成年，做顾命大臣的一定要是以治学和儒名见长、得到天下士子崇敬的泰斗级人物。

在这点上，刘健、李东阳和谢迁都是翰林出身，且在翰林院、詹事府、礼部供事多年，曾参与弘治立朝之后大多数礼部会试，殿试读卷官也不落下，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子和儒官中德高望重。

至于马文升和刘大夏虽然有治国之才，也是进士出身，但始终是部堂，皇帝知道你们能干，但读书人可不会把你们当神一样供着。朱祐樘衷心希望内阁三位德高望重的大臣除了能当好顾命大臣，成为儿子的先生和指路明灯，所以让三人同时兼领经筵日讲，就是为了保持儿子学业不受影响。

其实还有一点，朱祐樘不会说，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也不敢想。

弘治皇帝之所以只安排三位内阁大学士作为辅政大臣，马文升和张懋这两位执领朝廷文官和武将体系的大臣却被排除之外，也是皇帝心中有主次亲疏，朱祐樘怕马文升和张懋会利用手上的权势，结党营私，谋朝篡位。

自古以来最难辨别的便是忠奸，许多篡夺皇位之事，都是那些皇家人眼中的“忠臣”做出来的，比如王莽，比如杨坚，又比如赵匡胤，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篡位，朱祐樘心中也在防着马文升和张懋。

但朱祐樘的确多虑了，马文升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文官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造反之意，就算他造反也没多少人拥戴。

张懋是世袭的英国公，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虽领军政，但同样一身儒官气息，生来富贵，没有体会到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唯一想的便把自己的公爵之位传承下去，为何要做谋逆的叛贼而招致千古骂名？

自古以来造反的权臣，或在天下大乱时趁势而起，或是从朝廷的中下层官吏以及社会的中下层升斗小民爬起来，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安分之心，一旦有机会他们敢于冒险谋夺皇位，成就大业。

……

……

李东阳的遗诏刚落笔，刘健、马文升、刘大夏、张懋、外戚张氏兄弟等人前后脚抵达坤宁宫。

这些人都是朱祐樘临终前传召，就算不是顾命大臣，也要详细交待一番，寄予厚望，让他们辅佐好少太子，听命于三位顾命大臣等等。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此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到坤宁宫之后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一件事，皇帝分明是在临终授命啊！

刘健不由望着旁边正在哭鼻子的太子，再看看李东阳和谢迁，政事上，他对于李东阳和谢迁主持大局心甘情愿，他入阁虽然比李、谢二人早，这几年他只是占着一个首辅之名，大小事项基本都是由李东阳和谢迁裁决，只是遇到一些难事，几人才会坐下来商量一番。

内阁三位大臣中，刘健并无争名逐利之心，想法大致跟李东阳和谢迁一样，老来能得安逸，过几天清闲日子最好，如果皇家有需求那就再干几年，但若皇帝看着碍眼，随时都可以回归田园过安稳日子。

不争，是内阁三大辅政大臣的共同性格，也是朱祐樘的礼待让他们感念皇家恩德，他们对朱厚照缺少亦师亦父的严厉，这也是为何历史上的刘瑾能趁势而起。

单论弘治末年、正德初年内外大臣的权限，刘健和马文升等人手上的权势要远远超过刘瑾，就算刘瑾有皇帝的信任，内阁和六部要是联起手来，弄死一个宦官还是很容易的，更何况皇宫内还有张皇后相助。

可最后的结果，就是刘瑾得势，刘健、谢迁、马文升等人退出政坛，最后还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