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打杂的。

这也是华夏民族一向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对番邦一向抱有很大的敬畏，听说来的是凶残的倭寇，吓得腿都软了，放弃抵抗任人宰割，但如果听说是海盗，逃命和反抗的心思通常都会大盛。

这招对官府更加有效。

官府就算定下剿灭匪寇的任务，也不会去对倭寇下手，而只会对大明本土的盗匪围剿。所以大明的海盗学精了，先找几个真正的倭人回来奉为上宾，然后就一起出去烧杀掳掠，对外一律称这是倭寇队伍，往往队伍很快壮大。

沈溪无法清点东南沿海的倭寇数量，闽粤浙等省都有，势力分散，在海禁的情况下，想把其一一找出来极为困难。

有些海盗和倭寇杀人劫货，几乎从来不留活口，就算是活口也被他们绑架回去当奴隶和壮丁，海盗的扩张，基本都是从抓壮丁起步，跟着倭寇干上两年，就算不从也没办法回头了，因为在官府眼里，这些被倭寇俘虏去的人，一律定义为“倭寇”，又或者“通倭”。入了贼窝，跑出来被抓住了要被杀头，既然左右是死，那不如跟着倭寇大干一场。

至于招安的事情，在大明中期并不流行，一天当了贼，回头再想做回良民，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明朝鼎盛的时候，很少对盗匪抛出橄榄枝，只有到了明末国势颓废，才会对盗匪采取妥协的政策，才会有招抚海盗头子郑芝龙的举动，才会有李自成、张献忠叛了又降，降了又叛的奇葩事。

……

……

沈溪开的这个会效果不好。

桂、闽两省抽调来的兵马，基本以老弱病残为主，年轻力壮的留在家中种田看家，只有广东这两千兵马相对精锐，其中有六百人正是之前李彻调拨给沈溪的亲兵，算是知根知底。

沈溪派去调查倭寇和海盗情况的斥候，相继传信回来，得到的情报极为繁杂，主要是斥候没经过训练，又都贪生怕死，听风就是雨，回来后说哪里哪里有倭寇，哪里哪里又出现杀人劫道的案子，可能都是陈年旧事，根本做不得准。

倭寇和海盗没派人来放假消息，沈溪这里就收到大量烟雾弹，综合一下，基本上沿海各处都可能有海盗，各处又都好似太平无事。

反倒是商贾提供的情报相对要准确一些，但有见地的仍旧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宜出兵，但如今已是农闲时节，十月末到来年开春播种前，这段时间卫所兵马可以随意调动，又是倭寇相对平静的时期，若不能趁机剿灭盗寇，到来年农忙时，匪寇的活动会再度猖獗。

所以，沈溪只能趁着年底前出兵扫荡匪寇。

但粮食和物资调运不太及时，没有布政使司衙门帮助，广州地方粮价腾贵，佛山等地的铁器作坊表面上不敢拒绝督抚衙门委派的差事，但却敷衍怠工，打造的兵器迟迟无法到位，沈溪要调运物资全靠福州方面。

这次兵马集合不能无功而返，所以沈溪打算，第一步先把广州府附近的匪寇给清剿一遍。

四千兵马，从广州府一路往南，过肇庆、高州到雷州府，杀一个来回，等来年开春后，再由广州府沿海岸北上，直接把广东、福建沿海的海盗和倭寇清剿一遍，第一轮剿匪就算完成。

计划不错，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除了缺军粮和军械外，他还缺另外一样重要东西，那就是战船。

征缴来的船只，几乎全是民用的鸟船和乌尾船，沈溪不想让船主受损失，都给了租金，但这些船没有经过特殊改造，基本只能作为运输使用，真正行军打仗，派不上太大用场，沈溪对佛郎机人跨洲过洋来的大船很感兴趣。

如今佛郎机人装备的是克拉克帆船和盖伦帆船，吨位在四百吨到八百吨之间，不管是载人载货还是打仗，都算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船只。当初沈溪把佛郎机人的船只扣在泉州港，可惜之后朝廷与佛郎机人和谈后，又把船只悉数归还。

佛郎机人现在跟大明做生意，对沈溪有几分忌惮，不敢侵犯大明疆土，可海船是佛郎机人成为海上霸主的先决条件，借不能借，抢人家又有防备，这事特别让沈溪纠结。

大明的造船术，由于朝廷的禁海政策，到正统年间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仅仅以南京龙江船厂为例，洪武、永乐年间“居民四百多户，来京造船，隶籍提举司，编为四厢”，等到了弘治年间，已经只剩下一百多户，而且已经基本不造船了。

至少沈溪，目前便找不到工匠，在短时间内打造可以承载佛郎机炮并且在海上畅通无阻的大船。

而佛郎机人的克拉克帆船和盖伦帆船，不但船是现成的，佛郎机炮也是现成的，炮手和炮弹都是现成的。

佛郎机人狼子野心，称霸海洋的同时灭掉非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充其量是一群海盗，跟海盗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指不定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坑蒙拐骗，先把船弄到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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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本来这是私事，不想说的，但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