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殿议事，七位顾问大臣都在，最后匆匆定下决议，调江北各省卫所兵马勤王，同时暂时放弃居庸关、紫荆关以西和以北的城塞，以内长城一线作为京畿防御的最后屏障。

张懋道：“土木堡之地，原本可成为抵御北寇之重地，然己巳之变后，年久失修，城墙多已不存，沈溪如今驻兵土木堡，若有机缘，或可突围而出，率兵撤回居庸而守，至于折损当为不计，定为忠直！”

七位顾问大臣中，跟土木堡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英国公张懋，他的父亲张辅就是在土木堡之变中战死，张懋是张辅次子承袭的爵位。

在张懋看来，沈溪还是有勇气和担当的，至少在鞑靼大军面前没有退缩，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仍旧据险而守。

只是张懋也认为土木堡年久失修，难以作为明军防御鞑靼人的桥头堡，但他已经从心底认定沈溪必死无疑，为了彰显他的公正，建议无论沈溪最后是否战胜，只要能活着回来，哪怕折损再严重，也要定沈溪忠直之名，给沈溪记大功。

张懋的话，虽然不能被所有人认同，但至少没人反驳。

没有人愿意跟沈溪这个“死人”计较，之前李东阳还认为应该追究沈溪从居庸关擅自调兵的过错，但最后在心里盘桓了一下，沈溪调兵并非无章可循，沈溪的德才值得肯定，更何况朝中还有谢迁为沈溪说话，以如今的形势，定沈溪的罪很不合适。

马文升问道：“那两关镇守，分别以谁为统帅？”

一个问题，就把在场几位重臣给难住了。

居庸关和紫荆关既然均已成为鞑靼人下一步的主攻方向，谁出来统调兵马，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李东阳原本正在记录一些东西，此时他放下笔，抬头道：“宣大、太原以及三边等地，相去京城甚远，或需派遣将帅以统御兵马。但两关乃京畿重地，一切政令、调兵可由朝廷直接下达军令，兵部、五军都督府当以谋臣定之！”

李东阳的话，得到刘健、熊绣的赞同，一下就获得三票支持，但谢迁和马文升却有不同见解，至于张懋和张鹤龄，因为本身是武将，在这种参议军机的事情上并不占据主动，他们识相地没有发表意见。

谢迁道：“若以距离论，居庸关、紫荆关的确相距京城不远，但如今京畿之地戒严，前车之鉴，己巳之变中，北寇兵马兵分两路攻取京城，若前往两关路途断绝，上令不能下达，可是要任由居庸关和紫荆关失陷于贼手？”

或许是因为沈溪的关系，谢迁在这几天议事中，几乎都在跟李东阳唱反调。

李东阳提出居庸关和紫荆关的军事调度，一切由京城负责，除了这两座城距离京城不远，方便调度外，也是防止再出现之前那样被沈溪“擅自”调兵的事情，权力收回京城，为的是确保朝廷的权威。

但谢迁却有不同的观点。

朝廷不能因为居庸关和紫荆关并非九边重镇就放松警惕，必须要派出重要将领前往镇守，将统兵和调兵权力归还给两关守军，防止出现几十年前土木堡之变后的状况，若被鞑靼人断绝与两关联系，会导致消息渠道不畅，无法做到政令快速传递。

李东阳这边有三票，谢迁这边最多只能争取到马文升一票，张懋和张鹤龄则没有站边的意向。

就在场面僵持时，刘健问了一句：“于乔，你支持何人前去两关领兵镇守？”

谢迁差点儿就脱口而出“沈溪小儿”，但意识到沈溪如今被困土木堡，京师之地又没人愿意领这种要命的差事，他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答，之前感觉很多人都合适，可仔细想来，似乎没谁会比沈溪更为恰当。

不如沈溪的，在谢迁看来就是不堪大用之人，并不抱多大期望。

刘健道：“既然于乔并无合适人选，两关之地，便先由地方卫所自行镇守，政令由京师下达，如何？”

谢迁虽然心中不甘，但只能点头应允，他此时已做好牺牲沈溪的准备。

对谢迁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将居庸关和紫荆关的调兵权限都归于京城，等于是断了沈溪从两关调动援军的机会，处境将会更加危险。

……

……

宁夏镇驻地，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称的宁夏卫城。

位于城中心的临时督抚衙门内，刘大夏正在倾听战报，宣府失守的消息，差不多也是十七日夜里才传递到宁夏卫。

“……鞑子自延绥镇、太原镇等地，兵分多路，潜入宣府腹地，与张家口堡外之胡虏里应外合，耗时十二日破关，之后六日，宣府失守，延绥巡抚沈军门屯兵土木堡，与鞑子交战，累歼鞑子兵马四千余，今宣府失守，鞑子围攻土木堡，万全都司各城塞，十有九失……”

万全都司，就是宣府治军衙所，宣府各处城塞都是由万全都司负责征调兵马。

刘大夏听了半晌，问道：“朝廷调兵手令可有送达？”

负责与京师及各地文书往来的部将李建出列：“回尚书大人，京城尚未有调兵公文送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