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