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西北就算将门势力复杂，如今大宋有些实力的将门曹潘王杨都在这儿，只缺一个石家，真想动，就是几家一句话的事儿。

但是，事情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问题在哪儿呢？

还是大宋的军制问题。

宋朝军队分为四类：

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

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

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

蕃兵，则是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保卫本地方的。

宋太祖用周世宗之法，将厢军中的强者都升为禁军，留下来的，都是些没什么战斗力的残兵，用以充数。

所以，当初老曹以一营厢兵打出了昆仑关阻击战，朝中才会无人敢信，都觉得太假了。

至于乡兵、蕃兵，本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不去论他。

所以，所有武力的重心，实际都在禁军。

全国需戍守的地方，派遣禁军轮流前往，谓之“番戍”。

而问题，正出在这个“番戍”之上。

人们在议论宋朝兵制时，大都加以诋毁。认为唐朝之所以强，宋朝之所以弱，是因为宋朝废除了藩镇。

这纯属扯蛋！

唐朝强盛时根本没有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是因为国运渐衰改取守势了。

战略后移，把重心放在经营自己的边境上，这才是藩镇形成的原因。

至于藩镇的利弊且不去论它，只说大宋。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制相反。人们又认为这是宋代兵制的一个缺点，其实不然。

募兵制，虽有其缺点，但在经济上，以及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民间的奸悍无赖之徒，必须要有他的归容之处，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改变他的本质。

此辈在经济上，就是所谓“无赖”，他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在军队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才可能约束他，使之改变(当今社会也存在类似情况)。

这种人在军队里呆上10年到20年后，已经过长期的训练，大多数人的本质会改变，可以从事生产，变做一个良民了。

这也是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终宋三百年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一个原因之一。就算有反，也没出去一省之地。

遇饥灾之年，收乡壮以充禁军。想想，年轻的刺头儿都被收走了，老百姓还怎么反？

而从经济上说，本来就宜于分业，平民出饷养兵，全不过问战事，对经济建设是有益无损的。若实行府兵制，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

可兵若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需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有其相当的价值。

大宋立法有其深意，只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而刚刚说到番戍的问题，兵力的逐渐腐败，番戍之制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便于指挥统驭。

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劳财何其之巨？

更重要的是，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

宋开国之时，不满20万；太祖末年，已增至37万；太宗末年，增至66万；真宗末年，增至91万。

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125万。后虽稍减，仍有116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安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

养兵如此多，即使能战，也存在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辱。

好吧，说远了，只说对盐改的影响。

上面已经说了，大宋番戍和后世正好相反。

后世华夏也有轮转番戍，但是，后世轮转的是将领。也就是说，几大军区司令，包括基层军官升迁调职，动的是官，而不是兵。

但大宋正好反过来，动的是兵，而不是将。

三年番代，士兵刚熟悉地方戍卫，就被调走了，劳身劳财不说，也确实不利于防卫。

而如此一来，如果推进盐改，将门要打好招呼的就不是某一个节点的将领，而是几乎要和整个西北的将官达成一致。

再者说，西军几代严整，军力强盛不假，但这也是有代价的。

“大郎也知道，咱们几家将门的立足根本是什么，没有好处，谁跟着你干啊？”

潘丰道出其中真意：“将门之所以叫将门，那是因为咱大宋军官升迁实行的是举荐制。我潘家举兵为将，自然就是我潘家这一系的人。这是将门建立的基础。”

大宋开国，几大名将一代一代这么举荐下来，就跟入党似的，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派别。

“但是，举将是基础，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才是把大伙儿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