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汉朝虽然继承了雍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几乎原模原样地继承。但或许是因为汉的王室出身低贱，故而很清楚要如何收买百姓之心，虽然律法里也规定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但汉却开放了昭襄王宁愿饿死百姓也不愿意开放的苑林，让农夫开垦土地耕种庄稼，为此获得了都城百姓的赞誉，汉王室在民间积累的人心，由此而始。”

“不但如此，汉的第三位君主文王刘恒，还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减嗜欲，不受献，不诛亡罪。其中有一次，就遇上了复仇案，通过这种种手段，继续收买人心，以至于短短数十年间，汉室在民间的威望已经牢不可破，哪怕后世子孙如何败德，都维系了四百余年，甚至能在被权臣篡夺之后再度兴起，这固然有形势的原因，但也是因为天下思汉，不忘其德。”

赵无恤以汉文帝为例子，讲述君主如何通过施得，让自己看起来有人情味，从而收买人心。

“作为君主，维护律法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能彻底站到法理一头，将自己与律法等同，而摒弃了一切人情，从而失去了民心。”

秦的亡，一定程度上是历代国君都是死脑筋，过于注重法，却忘记了必须与法结合的术、势。昭襄王和他的后代们这种薄恩寡幸的做派，亲手把自己推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到秦始皇时更是登峰造极。随着天下一统，促使军功贵族进取的渠道也没了，纯粹的霸道终究无法长治久安，这时候不知变更制度，而是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用这种态度去追求万世之治，无疑是缘木求鱼。渐渐地，百姓痛恨的不再是一两个地方酷吏，而是这法律本身，乃至于成了法律化身的皇帝，当“诛暴秦”的口号被喊出来时，这个政权距离完蛋就不远了。

汉建立之后，改变了秦朝的“纯法”政治，一方面强调法在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王朝统治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儒家道德观念，力图以“父子、夫妇、尊卑”的血缘关系作为皇帝“家天下”的现实基础，在平息民间矛盾，维护等级秩序上是十分有用的。

赵恒有些顿悟，问道：“父亲的意思是，在律法与舆论有冲突时，应该站在民情一边？”

“也不是。”

赵无恤继续说道：“虽然比起秦来说，汉的统治算是长治久安，但与此同时，官府也深受民间复仇的困扰。本来在雍时，推行律法，民间私斗杜绝，但随着雍的灭亡，法纪松弛，复仇之风再度抬头。汉建立前的混战时代，有一个叫栾布的北方人为父报仇杀了仇家，竟被当地人视为英雄，推荐其为都尉。”

“汉建立后，以孝治天下，面对每年大量发生的私人复仇，一直顺应民情，将本该处死的复仇者予以宽宥，甚至无罪释放，地方上更是对复仇者加以表彰颂扬。长此以往，限制复仇的律法便成了一纸空文，官吏们也渐渐忘了律法的庄严，转而用翻阅古书，靠上面的章节条文来断案，这样做倒是顾及民情了，但却让国法败坏，纲纪松弛，民间任侠横行，豪强并生，甚至开始与官府对抗，王朝的指令，渐渐难以下达郡县了……”

与秦相反，武帝以后，尤其是东汉时期，这种儒家独大后凌驾于国法之上的“春秋决狱”，给汉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对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赵恒已经不点自通了，说道：“看来，这又是重礼忘法走到极端的弊病。”

“然。”

在变相地讲述完秦、汉两代对待法理人情的教训后，赵无恤走到那翘板前，踩着中间的平衡点，对赵恒说道：“是故若想要长治久安，且不会丧失中央的权威，君主的位置，永远应该在这里。法理与民情的两端，为君者不能公然站在任何一头，而是应该做法理和民情的仲裁者，保持平衡！”

“一方面要坚决地维护律法，人与人之间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重视私利，此外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关系的亲疏和对私利的争夺必定让人产生矛盾，由此就有了了争斗和混乱。当今的赵国，人口众多，仅靠古时的礼乐、道德无法维系稳固，为此需要通过制定法令确定财物、土地的归属，这就是定分；此外，民众为了争夺利益而出现奸邪仇杀，也需要律法对其加以惩戒，这就是立禁。定分立禁，方能使整个邦国，数十个民俗风情不同的郡捆绑到一起，凡事皆有准则，利出一孔，随着国君的意志而行动，如此方能强国富邦，兼并天下。”

“另一方面，虽说律法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但君主大可不必亲自去实行。严肃律法，在百姓面前扮演不近人情的角色，是理官士师们做的事，为君者应当把自己抽离，支持律法，看上去又高于律法。让百姓觉得，就算法是恶法，吏是酷吏，但他们却能相信，国君是重人情的，会为他们主持公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赵恒有些恍然大悟了，父亲今日所说的，已经不仅仅是这个案子应该如何判决，对于国君而言，一件案件的判决公正与否，几个人的生死存亡，都是小事，最重要的，是对类似事件的处理上，维护秩序，同时收买人心，让赵氏的威望，一点点堆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