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军官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帕夏也不够用，因此苏丹赦免了卡特尔·乌瑟利·帕夏，让他继续带兵，他本应感激涕零，却有一种才脱虎口，又入狼窝的感觉。

他被东南军打怕了，守特基尔达城时他以四万人出战东南军二万五千，纯种的中国人才五千人，照样战败，让他犹有余悸，因此他提议尼古拉斯·巴伊·帕夏道：“东方的异教徒有备而来，利在速战。我们应该挖最深的沟，把路截断，加固工事，以防御为主，节节抵挡，或可迟滞东方异教徒的前进。”

这种胆小如鼠的腔调深受诸将bs，但尼古拉斯·约翰·帕夏私下道：“这是对的！”

对又如何，他顶不住伊斯坦布尔苏丹的压力，而苏丹又面临着政治上和臣民的压力，敌军就要打到了伊斯坦布尔，如果不能够把敌军打败，他这个苏丹就当到头了！

苏丹催促尼古拉斯·约翰·帕夏出战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帕夏造成极大压力，如果他是安纳托利亚人，那他还敢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以利国家”的名义去抗旨不遵，但他是苏丹的奴隶，没有人-权，他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原本他有十二万大军，仓猝出战，损失很大，还没有补充上来，满血复活的东南军已经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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