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马士英在东南国深受教诲，知道东南国以经济为先，“福利”为辅，以什么猪的屁论英雄，越高越好，高的就是大英雄，否则就是前明官员的嘴炮专家。

既然如此，他就懂得有的放矢。

在东南国，他被当成了重要阁臣来培养，在各部转职，清楚各部业务，对于如何发展经济。

而次辅杨天生则是东南国王后杨莺儿之父，以海商做掩护，兼职海盗，待他女婿得国后，杨天生摇身一变，洗白了当起大官，先任职建设部，负责基建工程，先后历任经济部，主管经济发展，又转到福利卫生部，对于改善民众生活深有体会，业务纯熟！

王侯将相岂有种乎，他认真任职，力图青史留名。

他很勤奋，懂得抓住这个机会！

两人搭档，一主内一跑外，竭力把国民经济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姚明恭执政是守成和稳定，那么马士英-杨天生执政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改革阶段。

漕运改海运！

漕运，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内陆交通运输系统，主要是指由南向北，通过京杭大运河运送官粮、军粮以及重要的大宗物资到达封建王朝统治中心北京的系统性工程，包括开发运河、制造船只、征收官粮、军粮等。

漕运萌芽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明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明朝对漕政管理极为重视，建立了从朝廷到州县的管理机构，“行漕法规”也得到健全和完善，产生了支运、兑运和直达制度。

通过漕运，把南方丰富的物资运往北方，尤其是帝都，从而稳定了北方的统治。

新明以来，虽然京师南移，但是明朝在北方边境用兵、建设，进入东北大地搞开发，需要的物资不减反增，甚至超过了北京帝都时期。

但是漕运的麻烦多多，一曰淤塞，黄河水患频繁，泥河滚滚涌入大运河，漕运船只将被困住，不能按时到达京城，此时粮价就会飞涨，影响很坏；二曰“浮收”。在漕运过程中，损耗在所难免。官府不愿承担，便将其摊派给百姓。有时，征粮官在规定数外直接多收40%——50%，民众不满，'闹漕'事件不断；三曰“缺钱”，漕粮开拔，需要兵丁押船护送。官府支付的全程运费只有每船200两，标准多年不变，而物价上涨很快，差旅费不足的兵丁们只好向沿途官府摊派，并将这笔钱最终转嫁给老百姓；四曰既得利益者，漕运开通，从官到民，都靠水吃水，固然官员赚大钱，小民也得靠这条漕运度日，他们人数不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利益集团……

漕运不利，南方的粮食要历尽艰险，旷日持久，从苏杭运到京城。各省每年解送进京的漕粮日渐减少，仓储积存日渐空虚。京师地区的粮食供应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

历代明朝皇帝对于漕运的麻烦心知肚明，在永乐年间，曾经尝试漕运改为海运，利用海船把物资从南方运到北方，收到良好的效果。

明朝开国至永乐年间，海运一直是南粮北调的重要手段，奈何阻力非常大！

单是利益集团涉及到的就有官员、兵丁、商人、漕帮、船民等等不下百万之众，想要海运，得先把这百万民众搞定再说！

他们还有官员为他们张目，反对海运，理由有四：风大浪急、海盗出没、粮食易霉、成本较高。

大多数是胡说八道，如说海运成本高，实际上海船一条顶俩是小事，大的海船一条顶上百条漕船，所需要人手很少。

关键是海运多能顺畅抵达，而漕运只要河道堵塞，那漕船过不来，京城陷入饥馑。

至于粮食易霉，这个也好说，只要做好包装，就能够有效地抵御发霉，还有风大浪急，海上年年都有商船往来，有船毁人亡的事，运河里也多有险阻，历年都有船只遇险沉没，船夫家破人亡，岂能只是海运有危险，漕运就没事？

海盗出没？！

以前确实是大问题，现在嘛，也不看看，东南国就是海盗建立的国度！

漕运改海运是一项既定方针，姚明恭执政数年，已经为废除漕运作了大量前瞻性的研究与准备，推行这项改革是水到渠成。

改革最大阻力是利益集团，为此，首先对付官员，马士英使用雷霆手段，把那些海运并不热衷的中央有关官员与相关的地方官员全部调走。

例如户部郎中葛世振，明崇祯十三年的进士榜上的探马郎，以文词巨丽，又经世而出众，其上奏兵饷之事，称“增兵不如练兵，加饷不如清饷”之语，极得帝心，崇祯皇帝曾将其名书列于御屏，后葛世振请假省亲告归，甲申变后，葛入南京出仕，其管理财政是有二把刷子，但坚决反对漕运改海运，结果去职。

又有地方大员袁枢，为浙江巡抚，其父乃大明故兵部尚书袁可立，素有才干，还是东南国的坚定拥趸，影响力很大。

但他不同意走海运，结果被调往中央任职，被搬走了。

诸多官员逐一过关，次辅杨天生亲到杭州主持会议，逼着各路官员表态，不从者尽皆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