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他们在感慨，而在南京城内著名的“南堂”里，油灯下，四名西洋和尚正在谈论着大明的新君登基对他们的影响。

南堂，就是南京城内的一座高达20米的巴罗克式大教堂，有如同高高的穹庐，上面绘满了天使与天国的图景。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圣坛前方皆以栏杆围绕。教堂墙上挂的镀金方牌上或绘或写基督之事迹，天主戒条，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南堂是新明允许耶稣会修建的大教堂，而西洋和尚就是神父，他们名字是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他们就在在中华大地上活动的传教士，希望让欧洲的天主教在中华落地生根。

其中最重要的是汤若望（1592年—），字道未，德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汤若望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采取的是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

南怀仁，字敦伯，又字勋卿，西属尼德兰皮特姆（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人，耶稣会传教士，清代天文学家、科学家，1623年10月9日出生，1641年9月29日入耶稣会，1658年到达南华，之后一路北上，经安南到中国南方，一个月前才到达南京，与前辈们汇合。

这是一群可尊重的神父，因为他们为他们的理想信念而奋斗，也不回到欧洲，颇有一种“不成功，就成仁”的意境。

他们在前明与新明传教，有过成功的例子，如明末重臣徐光启经过了洗礼，成立基督徒。并且当时皇宫里甚至有太监也信了教。

还有南华的孙元化也信教！

明代对宗教信仰没有严格管束，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不受限制的，但民间阻力很大，因为中华非常牛叉，看不起白皮，视之如“鬼”，如果哪个家伙与白皮好，别人就称那个家伙“事鬼！”

所以，外国传教士当时走的是上层路线，并且改译教义炫技术迎合明人思想，很受当时欧洲正统诟病。一句话，传教难！

如今在大明，新朝确定，四神父想的是能否有可趁之机？

说起中国历史中的宗教，用包罗万象想必是毫不夸张的，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化血液中就含有兼容并蓄的基因，所以除开本土化宗教道教、儒教之外，由外国传入的比如佛教、回教、喇嘛教在中国都能找到新鲜土壤。

所以在大明，如果一个富饶人家办个丧礼，那道士、和尚、喇嘛、萨满齐上阵的是比比皆是，只有在中国这种极端的情况，每个宗教之间都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有许多地方是三圣并立，即孔子、老子和佛祖排排坐，吃香香。

亦即是红花白藕青荷叶，佛儒道三教原本是一家，这几乎是外国朋友们不能想象的现象！

多神教的信奉在大明这边很明显，而在南华帝国那边则是信妈祖的占了九成，剩下的十成则是佛教，并不泾渭分明，信妈祖的很多南华人在佛诞节与观音诞时也是持斋，给佛祖与观音娘娘上香，非常和谐。

天主教和基督教则是一神教，在中华大地上，他们想排斥其他宗教，难度可想而知！

但四神父都是心志坚定之辈，决心迎难而上，他们决定想办法争取对新皇帝施加影响，以便传教！

其实南堂的建立正是沾了中国多神教的光，由于多神教的信奉，南堂得以顺利建立。

“我们把工作做细致一些，多向中国的民众传播圣教，不能光靠皇帝吧！”南怀仁初来乍到，对大明国情不熟，动问道。

“我的朋友，你也看到了白天的一幕，这就是东方帝王的权势。在他的国度中，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意志就是整个国家的意志，相比之下，我们的国王与中国皇帝相比就是渺小的引火虫和天上的月亮。”汤若望耐心地解释给他道。

“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但东方的上天并不是西方的上帝！”汤若望对于中国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间的区别了解很透彻，他写出了中国字的“上天”让南怀仁明白。

“中国的每一个皇帝都自称是天之子。神灵也要得到中国皇帝的认可才能成为真正的神灵。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国家都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在内，都是他的仆人。”利类思神父亦说道。

安文思神父对中国国情也很熟悉：“是的，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三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中国皇帝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一万人！”

“在俄国，伊凡四世也召集由波雅尔、高级教士和封地贵族组成的缙绅会议来制定全国的政治经济政策；英国更在三百年前确立了议会制度，逐渐形成了王在议会的惯例，国王无权擅自制定和终止法律；在法国，路易十三也无